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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给刑事案件辩护(l律师)人的几条建议

    案例 给刑事案件辩护(l律师)人的几条建议 原标题:给辩护人的几条建议 给辩护锦囊加几条建议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辩护人,你可以做得更好”这一类题目,很容易让人有“好为人师”之想。不过,我写这篇文章,并非想要为谁仙人指路或者盲人指路,而是局外观察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言论行止,有所期待。 要讨论辩护人的话题,可以扯上一年半载,内容之多,几个车皮也拉不完。当今快餐时代,人们更喜欢短平快的文章,因此,本文不能不虎头蛇尾,给辩护人提供几个建议,期盼辩护人能够做得更好。 其一,亲自阅卷。对于接受委托进行辩护的律师来说,阅卷——这个要求不高吧?但是,真就有律师做不到。单兵作战的律师想不阅卷不可得也,但是团队里的律师就有不阅卷的。一些声名显赫的律师,收费之高,令人咋舌,他自有办案团队,不知名的小律师成为他的下手,阅卷的是小律师,准备诉讼材料的也是小律师,两者的关系就有点英国大律师和事务律师的模样了,不同的是,在法庭上国产“大律师”也只是偶尔介入一下和发表一下辩护意见,主要辩护工作由小律师来完成。京城一位勤恳负责辩护的律师曾经私下慨言:“哪些同行庭前没有看卷,我一听就知道。”至于值班律师,只是一桩案件的过客,就更没看卷的意愿了。 其二,多在技术方面下功夫。律师有理念派与技术派之分,理念派讲求理想、理念,正义感十足,辩护中喜欢大词,多在理念层面大肆铺陈。这一派,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他们经常炫在嘴上的正义、公道足以打动人心。技术派则精通法律,喜欢在法律、证据和事实方面寻找辩护切入点,对于司法中涉及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较为敏感,肯下工夫。如张燕生律师,曾经做过法官,有着法官的职业习惯和女性心思的细腻缜密,在念斌案件的辩护中,将所有的证据和诉讼材料都检视一遍,还专门邀请了专家参与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结果发现两份鉴定居然大摆乌龙,由此发现了案件的转机,堪称技术派经典案例。就难易而言,技术派难,因为不是所有案件都能够找出“一招制敌”的技术漏洞,就辩护效果而言,技术派远胜于理念。空喊理念,想改变法官心证,恐怕不那么容易。 其三,掌握好诘问技术。我国法庭审判,证人出庭率奇低,有了简易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庭审连形式都没有了,证人更不见踪影,辩护人获得诘问技术历练的机会不多,相对于英美国家有的辩护律师在交叉询问中大显身手,我们的辩护人迄今没见有在交叉询问方面有合格表现的。有一些案件,被告人不认罪,司法机关有安排或者辩护人有申请证人出庭,诘问技术对于辩护人来说,还是能够派上用场的。尽管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辩护人的诘问效果会打折扣,但在庭审中,根据其诘问水平可以直观判断辩护人的实战水平,也是取得良好辩护的一个因素,不可小觑。 其四,运用好证据规则。证据规则是司法机关的短板,不幸的是,也是辩护人的短板。不但法官、检察官对证据规律和制度时常感到陌生,就是辩护人也较少对证据原理和规则有深入和准确了解,遑论在法庭上熟练运用?当前辩护人的程序辩护意识提高很快,但是证据辩护意识遭遇证据法技术性很强的特点影响,这方面的有力辩护往往力不从心。强化证据法的修炼,才能在诉讼中取得专业优势,引领整个司法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其五,辩护词不必追求华丽。辩护不是作文比赛,也不是演讲比赛,即使存在辩护,也与表演性很强的辩论比赛有所不同。我见有的辩护人所作辩护词,将名人警句、中外典故一勺烩,追求辞章华美,以辞动人,确实有写得不错的,连辩护人自己也不忍埋没,公布到互联网上,收获许多赞许。可惜,文学水平不代表辩护水平,反而导致人们对辩护人专业水平不足的疑虑,得不偿失。有的将辩护词发布在网络上,想引起社会对该案的关注,其实,决定案件去向的,是合议庭或者独任法官,并非社会民众,即使他们的舆论反应有一定作用,也依赖于辩护中扎实的东西,靠文字幻化的海市蜃楼,只怕于事无补。 可以给辩护人提供的建议,当然不止这些。本人见识谫陋,只能蜻蜓点水。好在许多律师辩护经验丰富,也肯虚心学习,时常相互切磋,自己会不断修炼。 我想,只要有一种自我完善的意识,想要在辩护场域做得虎虎生风,探骊取珠,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辩护人,你可以做得更好! 辩护人是当下非常活跃的法律群体,其社会形象越来越突出,尤其在网络中,辩护人对政治风云、法律事件、社会热点、文化现象频频发声,成为舆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诉讼中,辩护人往往成为律师群体中最靓丽的形象,刑事案件容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辩护人介入这些案件,很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他们在辩护中的表现也就有了很高的社会能见度。看到这些,我不禁想,在许多案件中,辩护人可以做得更好。 休教貔貅偷换了獬豸 自从莎士比亚《亨利八世》剧中人大喊大叫“第一要务,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之后,“杀死所有的律师”(Killalllawyers)就成了律师界最著名的一句法谚。这句短语,可以用于不同场合,支持律师,同情律师,揶揄律师,抨击律师,均可用之,例如用“杀死所有的律师”对律师千方百计牟利的行为表达不满,用“这是要杀死所有的律师?”对公权力压制律师的行为表达抗议,其灵活性可见一斑。 即使法治成熟的社会,对于律师的社会评价也褒贬不一,美国人对律师可以说又爱又恨,涉及法律的繁多事务离不开律师,可是律师的牟利性及其道德危机又让他们陷入民众的质疑当中。乔治·萨维尔曾言:“如果法律能言,它们就会埋怨律师。”这类调侃甚或批评律师的格言很多,早在十八世纪,斯威夫特就曾用讽刺的口吻谈到英国的律师(并随手对法官讥讽几句):“我们那里有这样一帮人,他们从青年时代起就学习一门学问,怎样搬弄文字设法证明白的是黑的,而黑的是白的,你给他多少钱,他就给你出多少力。”这些嘲讽,代表的是社会对于律师的复杂情感。 德肖维茨曾直言不讳:“在辩护律师队伍中也是龙蛇相混,既有最富献身精神积极进取的人,也有最浅薄的见利忘义之徒。这个职业包含着两种极端的人,公众有时很难区分这两种人,律师为一个明显有罪的委托人辩护这个事实就可以使不少人得出该律师自己也好不了多少的结论,这是积极热情认真负责为委托人辩护的律师职业上的困扰。” 律师具有法律人和生意人的双重人格,可谓獬豸与貔貅双魂附体。这两种人格,在不同的律师那里有着不同的配比——有的人,法律人的人格比例较大,充满政治热情和法治理想以及强烈的正义感,对于财帛看得不那么重,不在乎有的案件中的收入与付出存在逆差,这种律师是将在大学法律院系中培育的理想付诸实践;有的人,生意人的人格占比更大,如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这种人格走向极端,会出现为了牟利不惜泯去良心的作为,暗中将貔貅换了獬豸,甚至忍心在牵连多讼事的倒霉的人身上攫取不义之财,对这些人“加害”一把,还美其名曰“契约自由”。 律师要培育自己的公众形象,不能不顾及社会对律师的角色期待。这种期待是,律师应当积极扮演来自社会的匡扶正义的力量,要多一些法律人的人格,少一些经济人的人格,不要两眼只盯着钱。接受委托时的狮子大开口,不过利用了自己的名气和当事人的无知、无奈与不切实际的想象,对于价值与价格之间巨大的落差,良心会不会隐痛,如果不会,思考一下,这种良心冻结的现象是怎么来的?多想想怎样尽心为当事人服务,真正做到不辜负他们的付出,并且以自己的力量汇聚群体的力量,努力促成国家法治局面,改善司法大环境,以较高的道德行为去收获社会的尊重。 悲情少一点,自省多一些 我国律师经过多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打拼,终于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律师职业随着社会发展,也成为一种诱人职业。 不过,律师界一直弥漫着一种或浓或淡的悲情。这种悲情、悲愤来自于律师觉得自己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其诉讼权利被压抑,意气得不到舒展。久而久之,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对公安司法机关怀有一种疑虑甚至敌意。 细究起来,律师的社会服务人员的角色定位,是这种不满的潜意识因素。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即如契诃夫所谓的“官国”,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是其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律师多年来的一个变化,是一些人赚了大钱,他们开着豪车,住着豪宅,成为社会进步的受益者,但一到法庭上,面对公权力系统,体制外的律师多少有一种自卑感。这种自卑感驱使下,情感反应细腻而敏感,容易过度解读对方的言行,力不能搏,只好隐忍,一旦觉得有了力量,比如律师人数众多时形成的群体优势加上明星律师引领,就容易爆发,甚至形成“庭闹”。 律师开会研讨司法,常常开成控诉会,偶尔还会看到有多愁善感的女律师泪洒当场。他们所言,如会见难之类,许多是实情,往往引起共鸣。这种悲情,一旦遇到公权力系统释放的善意,也很容易凝结成水雾。已故上海高级法院副院长邹碧华生前公开呼吁“尊重律师”,就打动了不少律师。 我注意到,给律师讲课有一个规律:那些喜欢用极端语言谴责司法不公和公权力滥用的言论最受律师欢迎,有些学者就是因为这一缘故在律师圈子里获得很大的影响力。律师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不是自己期待的那样,司法腐败中的律师因素也是不能完全忽视的,律师与当事人及其亲属的种种纠纷,有些说出来也很不堪。 律师少一点悲情,多一点自省,心结就容易打开,心理包袱就容易放下,表现于外的言行就容易客观、理性、谦和,也就更容易自我完善,进而获得对手的尊敬。 合法和符合职业伦理的作为 人们往往忽略的是,在英美国家,“lawyer”比汉语中“律师”这个词含义更广泛,不仅包括律师,同样律师出身的法官以及被称为“控方律师”的检察官,统称为“lawyers”。所以,“杀死所有的律师”的含义无异于“杀死所有的法律人”,这就有点“法律职业共同体”或者“法律厄运共同体”的意思了。 在法治传统悠久的国家,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一样,都属于高尚职业。为了保持法庭上律师的职业尊严,英国将律师分为出庭律师(大律师)和事务律师两类,就是要维护法庭上律师值得信赖的公众形象。辩护人要体现法律人的职业高尚性,很重要的,是要以一种合法和符合职业伦理的行为参与诉讼活动。 律师作为高尚职业者,与司法人员一样,需要清醒的自尊意识,也要尊重同侪——不仅是律师同行,在诉讼中辩护人、公诉人、合议庭人员都应当相互尊重,这就是法律职业伦理的一项基本要求。在一种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心平气和讨论案件有关的事实、法律、证据问题,诉讼就不太容易变成“一场烂污”。 毫无疑问,在当前的诉讼活动中,谈到尊重,第一要务是公权力系统对于辩护人的尊重,在这个领域最容易发生的,还是司法人员对于辩护人的冒犯。但是,辩护人对于律师同行和司法人员的不尊重,也不可忽视。事实上,辩护人违反同侪尊重原则的事时有发生。某案一位律师,为被指控共同犯罪的数名被告人中的一个进行辩护,因该案社会反响很大,有记者在法庭外采访。该律师入庭前见媒体采访,竟然罔顾有的同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做无罪辩护,走过去对记者讲本案被告人都是有罪的,让人傻傻分不清他到底是辩护人还是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这位辩护人还“引导”其当事人指证其他被告人,当庭引起其他被告人的辩护人和法定代理人强烈不满。 这位辩护人,对其他辩护人起到拆台作用,表现出对其他辩护人缺乏应有的尊重。而有些案件,辩护人以一种充满战斗激情的姿态进入诉讼,对司法人员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法庭上常有情绪化反应,缺乏应有的尊重。 辩护人没有国家权力在手,面对公权力系统,其无力感可想而知,对于辩护人一些加强诉讼效果的庭外举动,不必苛责。因此,我常说,律师是“在野法曹”,应当容忍其“撒野”。但是,撒野一旦过头,就违反了职业伦理要求,律师就有变成“讼棍”危险。有的律师为了炒作,无所不用其极,被同行戏称为“行为艺术派”。有的个别人自拍小视频,进行广泛传播,不知其丑,对于整体的律师形象是有损害的。 近年来,网络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传播霸权,辩护人由此获得了力量感,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一“第四权力”化为自己的“权力”,借助这一公共机制,就社会热点案件公开发声,乃至扮演起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名声大噪,获得影响力。有的律师把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和亲身感知的不公正司法现象披露在网络上,为实现公道获得了有利条件。那位裤子被撕烂的律师在法院外拍的照片上传互联网,引起公众关注,也为此赢得支持,至今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毋庸讳言,有的辩护人不顾律师伦理和传媒伦理,进行炒作自我和炒作案件的不正当做法,也时常在网络上滚花冒泡。由于公安司法人员不能随意参与网络发声,这就容易形成“舆论一边倒”的幻象,事实的某些真相也就淹没不显。 我们不妨重温德肖维茨对于辩护人提出的建议,他认为辩护人应当坚持“合法和符合伦理的手段”,这也是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那些试图用不合伦理或不法的手段来防止真相大白的人,也就是“那种行为举止通常不符合专业且适当辩护角色的人”,是“低劣的”。 协同还是死磕,这是个问题 律师的职业称谓中有一“师”,既然称“师”,就意味着有一定的专业特长。因此,律师是向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需要在专业水平方面下功夫。 律师要与权力和代表权力的司法人员打交道,这就引申出如何打交道的问题,由此产生协同和死磕两种辩护途径。 律师界正像武林江湖,有很多流派,分类标准不一,大体如理念派、技术派;体制派、自生派;勾兑派、死磕派;行为艺术派、语言艺术派……如此等等。依我观察,业内口碑最好的,是技术派;诉讼效果最好的,是技术派、勾兑派、体制派;最具社会轰动效应的,是死磕派;辩护往往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的,是艺术派、死磕派。 死磕,成为对一些抗争型律师的特定称谓。这一派律师,有激情,也有道德优越感。他们不力图以行侠仗义的姿态与司法人员进行抗争,不断形成审辩冲突,甚至引起主管部门的管控焦虑。这种死磕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司法程序的非精致性和一些司法人员的低专业水准,尤其是暴露在外的程序不公乃至专横不敬态度,导致有的律师不能忍受,或拍案而起,或拂袖而去。尤其当同一案件辩护律师众多的时候,有一两个死磕律师在里面,大家也都死磕起来。有的律师死磕出名,大有无案不磕之势。 辩护人在没有更好途径维护公道的情况下拼死一搏,无可厚非,君不见韩国电影《辩护人》中那位辩护人,走上死磕之路,纯属逼上梁山。对于死磕现象,关键是解决好死磕因素中司法不公的问题,如伪公开审理主义、打包举证、随意粗暴打断辩护方的发言、蔑视当事人权利、不具实质性的审判等等,都是引发死磕的司法弊端。抓不到司法机关一点把柄,律师也不敢死磕。因此,司法病治好了,死磕病也就痊愈。 我国的文化特质是和合而不是对抗,无论诉讼中还是诉讼外的对抗,都是不合文化基因的。公权力系统尤其厌恶对抗,这种文化,是死磕辩护难以取得成效甚至适得其反的原因。在整个司法程序向协同发展的今天,以一种协商、合作方法更容易达到辩护目的。司法责任制,使检察官、法官对辩护意见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理性讨论的空间不是没有,以协同方法进行辩护,比将对方架到敌对面,剑拔弩张,横眉硬对,即使辩护人有了中肯意见,对方敌对意识高涨,也很难听进去。特别是,辩护人在死磕当中,有时也不顾及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以违法对违法,连道德优越感也丧失了。 辩护人应当时刻记住最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以牺牲当事人利益的勾兑固然绝不足取,逞一时口舌之快,进行意气之争,却也不够明智。自己爽足了,在当事人及其家属面前也表演够了“卖力辩护”,有没有想过:可能害了当事人? 作者:张建伟 清华大学素材:《检察日报》2020年7月31日第06版

    2022-01-20 09:06:37 2067人看过
  • 最高检意见: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恶意欠薪在提起公诉前退还挪用资金可依法不起诉

    案例 最高检意见: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及恶意欠薪在提起公诉前退还挪用资金可依法不起诉 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的通知各级人民检察院: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切实做好检察环节服务保障“六稳”“六保”工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并经2020年7月21日第十三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第一百一十九次会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7月22日 3.依法保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深刻认识“六稳”“六保”最重要的是稳就业、保就业,关键在于保企业,努力落实让企业“活下来”“留得住”“经营得好”的目标。 一是加大力度惩治各类侵犯企业财产、损害企业利益的犯罪。依法严格追诉职务侵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和挪用资金犯罪,根据犯罪数额和情节,综合考虑犯罪行为对民营企业经营发展、商业信誉、内部治理、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精准提出量刑建议。对提起公诉前退还挪用资金或者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对数额特别巨大拒不退还或者具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情形的,依法从严追诉。 三是针对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期间网络犯罪数量大幅上升,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网络传销、侵犯个人信息、网络“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惩治力度,积极配合公安、工信等部门坚决整治网络黑灰产业链,强化源头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四是充分考虑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等因素,对“职业放贷人”采取非法手段催收高利放贷债务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不法分子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制造“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严追诉,加大打击力度。 三是依法慎重处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充分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注意把握企业因资金周转困难拖欠劳动报酬与恶意欠薪的界限,灵活采取检察建议、督促履行、协调追欠追赃垫付等形式,既有效维护劳动者权益,又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对恶意欠薪涉嫌犯罪,但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依法不起诉。

    2022-01-20 09:06:20 2154人看过
  • 刑事诉讼羁押期限法律法规汇总

    案例 刑事诉讼羁押期限法律法规汇总 根据《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羁押期限进行总结归纳,由于篇幅有限,后期笔者再分两个篇幅对有关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死刑复核、发回重审以及不计入审限的办案期限进行总结归纳, 一、逮捕前黄金37天 1、传唤/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决定机关:办案公安《刑事诉讼法》第二款: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2、拘留——不得超过37日(3日+4日+30日),决定机关:办案公安《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 3、批捕——接到提请批捕书后不超过7日,决定机关:办案检察院《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款: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释放,并且将执行情况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4、自侦批捕——最长不超过17天,决定机关:办案检察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十四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三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5、先行拘留——最长不超过14日,决定机关:办案检察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已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期间不计入审查起诉期限。 二、普通刑事案件,逮捕后侦查期限最长为7个月,特殊情况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无限期延长 1、普通刑事案件不超过两个月,案情复杂报请上级检察院延长一个月(合计:2+1=3个月)①普通决定机关:办案公安,②案情复杂决定机关:办案机关上级检察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二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 2、交通不便地区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犯罪集团案件、流窜做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可再延长至二个月(合计:2+1+2=5个月)决定机关:省级检察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下列案件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二个月: (一)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 (二)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 (三)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 (四)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 3、可能判处十年以上刑罚——可再延长二个月(合计:2+1+2+2=7个月)决定机关:省级检察院《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延长期限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4、不宜交付审判的重大复杂案件案件——无限延长(合计:2+1+2+2+N=N个月)决定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因为特殊原因,在较长时间内不宜交付审判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延期审理。 三、发现另有重要罪行,自发现日重新计算,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自查清日计算——无规定办案时间,决定机关:办案公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起诉、审判。作者:张春 共源:“法眼刑界”的公众号

    2022-01-19 09:18:01 2222人看过
  • 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责任

    案例 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法第28条也规定: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由此可见,辩护人的责任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只能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不得捏造事实和歪曲法律。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都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编造口供、串供、伪造、毁灭证据或者威胁、引诱证人提供不实证据。 2、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作无罪辩护时,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重点查明和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控事实不是其所为或系诬告、陷害或是错告、举报失实,因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本没有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依照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负责侦查的机关经过两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行为虽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正当防卫行为或紧急避险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包括不满14周岁的人或者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是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的某些犯罪,按照当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等。 刑事诉讼中律师作为辩护人的责任,辩护人对被告人作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时,应当提出符合刑法规定的可以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材料和意见。如刑法第20条第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可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贯表现、认罪悔罪态度等提出若干酌定从轻情节的材料和意见。同时,还可针对具体案情,提出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监外执行等相关材料和意见。 3、依法只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只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不是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所有利益,更不是维护依法予以限制或剥夺的权益。 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方面,辩护人的职责具有多样性。如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之一的人,就不应当受到刑事追究,已经追诉的,辩护人应当依法促使公安司法机关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错误追诉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损失的,应由负有责任的机关予以赔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已经构成犯罪的,应当要求司法机关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公正司法;同时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解答其提出的法律上的问题,讲解其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为被告人代写法律文书;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维护其申请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等,对侵犯其诉讼权利的行为,提出纠正的要求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结合办案,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充分发挥辩护人参加诉讼的社会效能;等等。 4、辩护人只有辩护的职责,没有控诉的义务。辩护律师在履行辩护职责的过程中,如果获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犯有未被指控的其他犯罪行为,经耐心教育其坦白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听从辩护人的意见,辩护人在这种情形下该怎么办?一种观点认为辩护人应当拒绝为其辩护,同时向公安司法机关进行举报;另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知悉了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形,一般情况下有责任保密,而没有举报的义务。但是,一旦涉及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事实,在动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无效的情况下,应当告知公安司法机关。目前,后一种观点被广泛接受。因为这有助于维护辩护律师的执业形象和人格尊严,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辩护制度的健康发展。但应当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法,如确立律师作证豁免权制度等。

    2022-01-20 09:08:53 2332人看过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上)

    案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上)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 法制日报记者 蒋安杰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 2018年10月26日,刑事诉讼法修改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是立法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全面适用一年多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有效惩治犯罪、提升诉讼效率、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制度的深化适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争议问题,也给基层办案人员带来了困扰。 本报记者特别采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希望就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阐释和回应,以期对正确理解和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所裨益。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否需要必要的限制? 记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制度适用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有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予以限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当由法官在兼听则明的基础上作出定性判断,而不宜通过认罪认罚签署具结的方式实质上提前决定案件走向。您怎么看? 陈国庆:要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正确的打开方式是应当回到刑事诉讼法条文表述即立法本意上来。 刑事诉讼法将认罪认罚从宽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在总则中,第十五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条文表述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包含三个要件:一是认罪要件,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二是认罚要件,即愿意接受处罚;三是后果要件,即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刑事诉讼法的这一原则规定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案件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均可以适用。这跟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自首一样,自首没有限定某一类案件可以适用,某一类案件不可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是一样,没有特定的案件范围的限制,不能因案件罪轻、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案件范围没有限制,这一点经过两年的试点,并随着刑事诉讼法将此作为原则规定,无论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已达成共识。2019年10月印发的“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对此进一步重申:“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没有适用罪名和可能判处刑罚的限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不能因罪轻、罪重或者罪名特殊等原因而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获得从宽处理的机会”。 故而那种认为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当限制适用的做法和观点,没有准确把握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对刑事诉讼法的片面理解。当然,可以适用并不等于必然适用、一律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后是否从宽,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判定,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两高三部”《指导意见》对此也予以明确,即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必须慎重、严格把握,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记者:请问疫情期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怎么样? 陈国庆:今年办理涉疫情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方面既在总体上体现依法从严打击的政策要求,对暴力伤医、制假售假、哄抬物价、趁火打劫等严重妨害疫情防控的犯罪依法严惩,维护良好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比如对于恶意传播新冠肺炎病毒、暴力伤医、利用疫情制假售假、借机诈骗等危害严重、主观恶性大、影响恶劣的案件,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另一方面对于情节较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认罪悔罪的刑事案件,遵循刑罚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目的,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优势,促进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实现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最高检目前公布的十批55起典型案例中,有20起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中适用速裁程序的超过一半。 二、“认罪”除“认事实”外,是否需要同意指控罪名? 记者:有观点认为,被告人只要对犯罪事实无异议即可享受从宽待遇,不必苛求被告人是否同意控方所诉罪名,应当界定为“认事实即认罪”比较符合立法本意及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这一问题主要涉及“认罪”应当如何把握? 陈国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认罪”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认罪”体现了被追诉人对行为犯罪性质的认识,是悔过态度的外在表现,因此“认罪”不能仅作宣告性的认罪表示,而应当是实质性的承认。比如被告人的认罪是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或者仅作认罪表示,却不提供具体犯罪过程,甚至捏造事实,又或者虽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但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隐瞒自己真实身份、影响对其定罪量刑的,不宜认定为“认罪”。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如《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对“如实供述”的规定参照把握。需要明确的是,认罪的情形较为复杂,实践中也因案而异,为进一步明晰对“认罪”的把握,“两高三部”《指导意见》从两个方面对此作出细化阐释: 一是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此处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既包括对罪与非罪提出辩解,比如认为自己行为是正当防卫,也包括对此罪与彼罪提出辩解,比如指控贪污,辩解是挪用。从“两高三部”《指导意见》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是否影响“认罪”的认定,需要看其最终是否表示接受司法机关的认定意见,如果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比如对罪名有异议,但是表示愿意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此时不影响“认罪”的认定。如果不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则不能认定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认罪”。因为司法机关认定意见包括对罪名的认定,若不接受对罪名的认定,则不能认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理意见,也就无法达成一致签署具结。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应将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与指控的罪名割裂开来,指控的犯罪事实通常是按照围绕指控的罪名来叙述,指控不同的罪名比如指控盗窃与指控侵占在事实描述上存在差异,因此若拒不接受司法机关认定的罪名,则不能认定为认罪认罚从宽中的“认罪”。当然,对此种情形的“认罪”依法按照坦白给予从宽处理。 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数罪,仅如实供述其中一罪或部分罪名事实的,全案不作“认罪”的认定,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如实供述的部分,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人民法院可以从宽处罚。此处对“部分认罪”情形如何处理的规定,实质上体现了对被追诉人与司法机关合作的鼓励,对犯数罪仅认部分罪的,虽然全案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在其认罪的范围内,体现宽严相济,可以给予从宽处理;对共同犯罪中部分被追诉人如实供述、承认指控犯罪事实的,对此部分被追诉人应当认定为“认罪”,可以从宽处理。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与否由谁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程序选择权吗? 记者:有人认为,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主要由检察机关启动,嫌疑人没有主动选择的权利,这对于真诚悔罪、希望争取从宽量刑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不公平,也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此观点将是否有认罪认罚,并申请从宽处理的权利等同于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而认为嫌疑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是这样吗? 陈国庆: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把握: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申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阶段,侦查人员依法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检察机关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因此,申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也是律师应该主张的辩护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既可以在讯问时主动表示认罪认罚,请求从宽处罚,也可以将认罪认罚的意愿通过看守所或者值班律师予以转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司法机关应当接受,但接受后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依法决定是否以及如何给予从宽处罚。 2.司法机关依法决定是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给予从宽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申请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最终是否适用即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从宽处罚,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依法决定。总的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一般应当体现规定和政策精神,予以从宽处理。但法律规定的“可以从宽”并非一律从宽,“两高三部”《指导意见》对此进一步明确,即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应当慎重把握从宽,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无论认罪认罚从宽试点阶段,还是现在全面实施阶段,均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两高三部”《指导意见》第七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程序选择权,不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的,不影响认罚的认定。 时间:2020-04-29  作者:蒋安杰  来源:法制日报

    2022-01-19 09:18:20 2405人看过
  •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中)

    案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争议问题解析(中) ——专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 法制日报记者 蒋安杰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 四、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单方面决定的吗? 记者:有观点认为,检察官主导控辩协商的过程与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协商的要求相冲突,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单方开价”,辩方无法对检察机关开出的条件进行“还价”,只有被迫接受控方的条件。您怎么看? 陈国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立后,量刑建议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由检察机关单方提出变为控辩双方沟通协商达成一致后提出,是我国刑事诉讼由对抗向既有对抗又有合作的重要转变。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系控辩双方在经过充分的量刑沟通与协商并达成一致的基础上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量刑建议的科学性和精准度,充分的量刑沟通和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地见效的重要保证。对此,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解释层面,亦或是工作层面,均对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构建科学的量刑协商机制作出规定、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科学的量刑协商机制是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明确要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一是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二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三是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四是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应当在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就上述事项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提出量刑建议。听取意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控辩双方就认罪认罚情况以及处罚建议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协商一致后,犯罪嫌疑人才会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量刑建议是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核心内容,此时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不是基于控诉立场要求追诉犯罪而单方面提出的刑罚请求,而是基于控辩双方,并结合了被害方意见,对案件事实及量刑情节的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定罪量刑的合意。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商既有利于保障最终的控辩合意科学合理,也是对检察官的要求和义务,有利于检察权的正确行使。 2.开展量刑沟通与协商是检察机关履行主导责任的重要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十分典型的以检察官履行主导责任为基础的诉讼制度设计。这一主导责任,是由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的更高要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检察机关应当主动就量刑问题听取辩方意见,进行深入沟通,引导做好认罪认罚工作,实现好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共同目标,确保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 3.量刑协商程序的构建。从当前实践看,许多地方对量刑协商程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统一科学的量刑协商程序尚未完全建立,协商不充分、不彻底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究其原因,既有检察官能力不够、重视不够的因素,也有制度机制客观制约的因素。 量刑协商程序的构建需要逐渐的探索、完善、解决,它涉及办案机制调整、程序衔接等一系列问题,也必然需要一个逐步深化认识、逐步完善的过程。最高检已将量刑协商程序的构建列入计划,正在着手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量刑协商中要求检察官充分听取律师意见,对被告人和辩护人的意见进行充分论证说理,特别是对认罪认罚前后量刑建议的区别进行充分说理,使量刑成为控辩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五、确定刑量刑建议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最终裁判权吗? 记者: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确定刑量刑建议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院通常只核实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自愿性,习惯性采纳量刑建议,从而变成事后监督公诉机关量刑建议的橡皮图章。是这样吗? 陈国庆:这些观点涉及量刑建议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二是量刑建议的采纳;三是确定刑量刑建议和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是否侵犯法院的审判权。 为什么要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量刑建议精准化是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追求的目标。量刑建议精准化首先体现在提出方式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两高三部”《指导意见》均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之所以要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理由主要有三:一是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控辩协商合意的结果,确定刑量刑建议是合意最直接、最充分的体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是具体明确的,“认罪”不能仅做宣告性的认罪表示,而应当提供具体的犯罪细节。相应的,司法机关给予的量刑减让也应当尽力做到明确,提出确定刑建议不仅是检察机关追诉犯罪职能的体现,更是兑现法律明确的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郑重承诺。 二是确定刑量刑建议有助于达成控辩协商,并增强认罪认罚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一般来说,量刑建议越具体,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与检察机关协商的积极主动性越强,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也越大。因为确定刑的建议更符合犯罪嫌疑人对“罚”的期待,犯罪嫌疑人之所以选择认罪认罚,就是想换取一个比较确定的刑罚预期,让从宽处理的激励变成现实,以避免庭审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如果是幅度刑的建议,犯罪嫌疑人对可能受到的处罚的预期仍然不确定,即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其心理预期也往往是法官会在量刑建议的下限作出判决,一旦判决无法满足心理预期,其就可能对判决不满,由此会引发本不必要的上诉或抗诉,反致诉讼不经济,不利于案件最终处理。 三是认罪认罚案件在审前阶段已经解决定罪量刑的争点,具有提出确定刑建议的可能。反对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案件事实、证据的复杂易变性。不可否认,对于不认罪及重大复杂案件而言,由于证据的可变性和不确定性,法院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可能在不同诉讼阶段发生变化,幅度刑建议为可能变化的定罪量刑提供了空间。但对于认罪认罚案件来说,最易发生变化的口供成为稳定的言词证据,在案件已经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情节已查清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极小。这也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简化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速裁程序审理的案件甚至可以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根本所在。“两高三部”《指导意见》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对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特别是常见、多发的轻罪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当然,对一些新类型、不常见犯罪案件以及量刑情节复杂的重罪案件等,也可以提出幅度刑量刑建议。 量刑建议采纳原则如何把握?从法律规定和司法机关办案规则掌握看:其一,关于采纳原则。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意味着以采纳为原则,以不采纳为例外。规定原则上采纳量刑建议,实现对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质上体现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国家之间达成的理解。 其二,一般应当采纳和不采纳的理解与把握。所谓一般应当采纳,意味着如果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准确,量刑建议没有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采纳。如果量刑建议与法官内心的量刑尺度略有偏差,但尚未达到明显不当的程度,则仍然属于应当采纳的范畴。如果法官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有异议且有理有据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两高三部”《指导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告知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整,只有在人民检察院不调整或者调整后仍然明显不当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才可以直接作出判决。 当然,如果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情形,即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则属于不予采纳的范畴。 确定刑量刑建议和一般应当采纳量刑建议是否侵犯法院的审判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和第二百零一条的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享有定罪量刑的最终决定权。确定刑量刑建议并不违背刑诉法的这一规定,因此,怎么会侵犯了法院的审判权?再从法理上讲,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包括定罪请求权和量刑请求权。从权力属性上讲,量刑建议属于求刑权,无论是幅度刑量刑建议,还是确定刑量刑建议,其本质上仍然属于求刑权。定罪量刑的最终决定权属于庭审中的合议庭或者法官。无论何种认罪认罚案件,法官均需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具结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量刑建议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裁判,这是法官的权力,也是法官的责任。 六、缓刑量刑建议应当受到限制吗? 记者:有观点认为,当前检察机关对建议适用非监禁刑案件的批准手续较为严格与繁琐,使得对部分应当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案件而未建议适用非监禁刑,影响了缓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应当受到限制吗?实践中是否存在阻碍? 陈国庆:缓刑量刑建议的提出数量与确定刑量刑建议的状况紧密相连,也是当前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也就是说,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时应当对刑罚执行方式即是否适用缓刑予以明确。根据法律规定,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四个条件的,应当宣告缓刑。对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认罪认罚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出缓刑量刑建议。   实践中有的地方对提出缓刑量刑建议设置了较为复杂的批准程序,比如要求必须经过检察官联席会讨论,才能提出缓刑量刑建议,而基层院受制于案件量大,检察官联席会往往不能及时召开,导致检察官不愿意提出缓刑量刑建议。同时,受制于审查起诉期限短、流动人口多等因素,社会调查评估难以及时有效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检察官缓刑量刑建议的提出。为此,在2019年全国刑事检察工作会和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会上,最高检就明确提出要提升量刑建议的精准度,简化审核程序,防止将检察官联席会作为提出缓刑量刑建议的前置程序等一系列要求,同时要求审查起诉阶段主动担当,履行主导责任,及时开展社会调查,为缓刑量刑建议提供参考。从一年多的实践看,认罪认罚案件缓刑量刑建议的提出比例在不断提高。当然,在缓刑适用条件把握方面,实践中存在准确度有待提升、司法尺度有待统一等问题。提高缓刑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将是检察机关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提升量刑建议精确度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此文转自2020年5月13日法制日报)

    2022-01-20 09:05:38 1913人看过
  • 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无罪辩护的检察思考

    案例 对认罪认罚案件中无罪辩护的检察思考 我们说,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体现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但是,有这样一种情况需要思考: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达成定罪量刑的合意,并且犯罪嫌疑人、辩护人也都在认罪认罚具结书上签了字。到了开庭审理阶段,被告人一如既往表示认罪认罚,但辩护人却提出作无罪辩护,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一、现状观察 对此种情况,实践中有地方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但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排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但同时刑诉法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樊崇义老师认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区别情况,辩护人也可以作无罪辩护;蓝向东等认为,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但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坦白自己罪行并且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仍然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因为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辩护人意见,就剥夺了被告人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徐世亮等认为,只要被告人始终认罪认罚,法院认为具结书中的量刑建议并无明显不当的,则其不应受到庭审中辩护人和公诉人抗辩的影响而无效。 为观察现实中认罪认罚案件无罪辩护的情况,本文通过无讼案例检索平台搜索关键词“认罪认罚”、“无罪辩护”,可以发现同时包含两个关键词的刑事案件有165件。如图1所示,除2020年数据尚不能确定外,能看出这种情况自2016年开始一直在上升。 综上可知,此种情况能否排除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尚未形成一致认识。然而,实践中这类案件又并非个案,且案件量还在一直不断上升。因此,本文并不讨论此种情况能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而是针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从检控方的角度分析探讨应对思路和措施。 二、分析进路 (一)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参与认罪认罚协商是一种罪轻辩护 首先来看辩护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的角色,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两方协商合意的体现,辩护人只是量刑协商过程的见证人;二是认罪认罚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三方协商合意的体现,辩护人是量刑协商过程的参与者。 那么见证人和参与者角色的不同,对案件会有什么影响呢?具体到认罪认罚案件中就是: 如果辩护人只是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形成的见证人,那么辩护人在过程中的作用是见证,即见证检察机关与被告量刑协商和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行为,比如见证程序是否合法、被告人是否自愿,而认罪认罚量刑建议的形成与辩护人并没有直接关系。如果辩护人在审判阶段作无罪辩护,那么并不当然影响到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因为庭审中的无罪辩护与审查起诉阶段的见证签字并不冲突,辩护人在具结书上的签字并不代表其认可具结书所载的罪名和量刑建议,而仅仅是起见证的作用。 如果辩护人是认罪认罚量刑建议形成的参与者,那么首先意味着辩护人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从《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来看,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同样应坚持法定证明标准,即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而法定证明标准是控辩双方都应坚持的,又因量刑的前提是认为有罪,此时如果辩护人直接提出从轻量刑意见,该行为蕴含的前提便是其认为案件达到了法定证明标准,可以认定嫌疑人涉嫌犯罪,这种行为实质上代表的是罪轻辩护。相反,如果辩护人从根本上就认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那么其提出从轻量刑意见就失去了前提,此时辩护人应该自行调取或者申请检察机关调取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证据,并说服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法定不起诉。 从法律规定看,辩护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职责包括:与犯罪嫌疑人就是否认罪认罚进行沟通,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并就定罪量刑、诉讼程序适用等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可见辩护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是实质性地参与,并对认罪认罚最终量刑合意形成施加实质性影响。 从现实情况看,辩护人是认罪认罚的实质性参与者角色定位也基本没有争议,甚至有学者还专门撰写文章强调要坚持辩护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实质性参与者的角色定位。 因此,辩护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的应然角色定位是实质性的参与者,其在审查起诉阶段参与量刑协商和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罪轻辩护。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罪轻辩护和庭审阶段的无罪辩护效力不存在差别 首先来看《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的规定演变。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主要是指受被告人委托出庭的人,就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当判处何罪、应当承受多重的刑罚提出对被告人有利意见的行为。能看出,这段时间的辩护行为主要发生在法庭上。 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自公诉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履行辩护职责。此外,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还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等事项,但是侦查阶段聘请的律师还不是辩护人。能看出,这段时间的辩护行为已经由审判阶段延伸到审查起诉阶段。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至此,辩护的空间扩大到了包括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 2018年《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增设了值班律师制度,有效确保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全过程中能够获得法律上的帮助。 从《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的规定演变看,辩护行为的空间是从审判阶段一步步扩大到审查起诉和侦查阶段的。也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导致有人仍然认为辩护仅限于在审判阶段为被告人进行实体辩护,或者认为审判阶段的辩护意见比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意见效力高,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偏差的。目前法律框架下,辩护权的行使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虽然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阅卷,在审判阶段可以出庭应诉,但这并不代表辩护人在不同阶段发表的辩护意见效力不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意见和在审判阶段的辩护意见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其效力也应该是一样的,不存在“厚此薄彼”。 因此,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作罪轻辩护,到了审判阶段转变为无罪辩护,此时便出现了罪轻辩护意见和无罪辩护意见一对一,效力相等且前后矛盾,需要确认采信哪一种意见。 三、检控方的应对 (一)充分保障辩护权 如前所述,辩护权在不同诉讼阶段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表现为阅卷、向检察机关提出辩护意见等。要充分保障认罪认罚案件中的辩护权,比如:为辩护人阅卷提供方便,为辩护人提供电子版卷宗材料;重视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尤其要重点听取是否有罪、认定罪名、量刑轻重方面的意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跟辩护人沟通确认其对定罪量刑内容有无异议。 (二)注意留存过程证据 近年来,过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比如:《刑事诉讼法》要求侦查人员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监察法》要求监察调查人员对讯问、查封、扣押等取证工作进行全过程录音录像,留存备查。 新修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高度重视审查起诉阶段记录辩护人的意见,多次提及对于辩护人的意见要记录在案并附卷。根据该规则,听取辩护人意见时,辩护人提交书面意见的要附卷;面谈听取辩护人意见要制作笔录并请辩护人签字确认后附卷;视频、电话听取的要如实记录在案并附卷。本文认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听取辩护人意见时,要更加注重对辩护意见的记录,尽量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将听取辩护意见过程记录下来,尤其是对控辩双方就嫌疑人是否涉嫌犯罪、认定罪名、量刑建议协商达成合意的过程更要清晰完整记录下来,以及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过程也要录音录像记录。 (三)强化法庭应对 辩护人在认罪认罚案件庭审中提出无罪辩护,对于公诉人来说,多少有些“意外”。因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 1.及时出示过程证据 有学者认为过程证据兼具证明取证过程合法性和证明内容真实性双重效力,本文支持这种观点,比如侦(调)查人员在讯问嫌疑人过程中的录音录像,一般都不会在法庭上当庭播放,只有被告人对取证合法性提出质疑时,才需播放录音录像来证明取证过程中不存在刑讯逼供和供述内容的真实性;又比如监察调查的录音录像一般是留存备查,不随案移送,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移送时才会与监察机关协商调取。 对于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程序中留存的定罪量刑协商过程证据,出于庭审效率考虑,一般也没有必要当庭出示。但是,如果辩护人在法庭上作无罪辩护,如前述分析所言,此时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无罪辩护与审查起诉阶段的罪轻辩护一对一,效力相同且前后矛盾。此时,控方就有必要出示过程证据,然后由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比如辩护人是否发现了被告人无罪的新证据或者可靠线索等。 2.提请法庭向被告人释明法律后果 被告人认罪认罚享受的从宽优惠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实体从轻,二是程序从简。本文不讨论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对被告人的实体法影响,仅讨论其程序法影响。实践中,因无罪辩护的提出,原本按照速裁或者简易程序进行的庭审可能要转变为普通程序。因此,无罪辩护对被告人程序从简利益会有一定影响。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公诉人应该提请法庭向被告人释明其程序从简利益可能受到影响的情况,由被告人决定选择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还是另行委托辩护人。 3.建议法院延期审理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指出,认罪认罚的案件无论走速裁、简易还是普通程序,诉讼环节均可有不同程度的简化,说明公诉人可按照简化版庭审的标准来作出庭准备。但由于辩护人提出无罪辩护,需按照“标准版”普通程序审理,按照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原则,公诉人如果认为有必要,比如存在需要通知提供书面证言的证人到庭作证等情况,可以建议法院延期审理,补充整理相关证据,制作“标准版”的出庭预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的时间还不长,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需要探讨的问题也是必然的,本文相信通过各方的深入探讨,最终肯定能探求到刑事司法的最佳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 作者:高景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2022-01-19 09:19:23 1597人看过
  •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若干意见

    案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若干意见 律发通﹝2018﹞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协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指导律师严格依法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充分发挥律师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依法开展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使扫黑除恶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人民的检验、社会的检验,是实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必然要求。各地律师协会和刑事辩护代理律师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各地律师协会要积极组织开展专项培训,指导帮助刑事辩护代理律师深入学习、准确把握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要求,准确把握《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关于共同犯罪、犯罪集团以及相关涉黑涉恶犯罪构成等规定,掌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精神和两院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相关刑事司法政策。组织律师协会会长、刑辩委员会委员和刑事辩护代理律师骨干积极参加相关司法机关的培训和研讨活动,共同研究制定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手册,形成法律政策理解把握的共识,加强一体执行,务求取得最佳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 (一)依法接受委托。律师担任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必须遵守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收取费用各项制度。同一名律师不得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不得为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未同案处理但涉嫌的犯罪存在关联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同一律师事务所在接受两名或两名以上的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分别指派不同的律师担任辩护人的,须告知委托人并经其同意。未经当事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指派,不得以律师名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介入案件,干扰依法办理案件。 (二)依法尽职做好辩护代理。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应当高度重视庭前准备工作,依法依规进行会见、阅卷、调查取证,提出高质量的辩护代理意见。确有证据证明侦查机关违法收集证据的,要依法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对于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证人证言,应当依法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对于重要证据,应当依法调取。在庭审程序中准确把握庭审发问质证规律,掌握充分的法庭辩论技巧,切实提高庭审辩论能力。律师庭上辩护工作要做到观点鲜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要善于与当事人、法官和公诉人就案情进行必要的沟通,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做好辩护工作,保证律师作用充分发挥和庭审顺利进行。 (三)依法维护执业权利。律师的维权行为要注意方式方法,坚持依法、理性、平和、文明、规范,防止过激言行。当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时,应当通过法定救济渠道寻求保障,也可以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申请组织维权。律师认为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可以向办案机关或者其上一级机关投诉,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控告,向注册地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所属设区的市律师协会申请维护执业权利。 (四)依法规范执业行为。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必须严格在法律规定的律师职责和委托合同约定的权利范围内,严格遵守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严格遵守律师执业行为规范,依法依规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对本人或者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不得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者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不得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严格遵守保密义务,不得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委托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委托人不愿泄露的其他情况和信息。不得违反规定披露、散布不公开审理案件的信息、材料,或者本人、其他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获悉的有关案件重要信息、证据材料。要遵守监管场所规定,不得违规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遵守法庭秩序,尊重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办案人员等,遇有与控方或主审法官发生重大意见分歧情形,应当按庭审规则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进行沟通协调,或者通过正常途径反映问题、提出意见。 三、切实发挥律师事务所监督管理作用 律师事务所对本所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负有直接监督指导职责,对本所及其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要严格管理,建立健全专项工作制度,把握好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律师辩护代理工作第一道关。 (一)建立报告备案制度。律师事务所受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后,应当于五日内同时报律师事务所所属律师协会和案件管辖地律师协会备案。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遇有重要问题和需协调解决的紧急事项要及时向所属律师协会报告,案件办结后要提交书面总结。不同地区律师事务所受理同一案件的,应当将办案情况分别报告各自所属律师协会。 (二)建立集体研究制度。办案过程中,做无罪辩护或改变案件定性时,律师事务所要组织集体研究,依法提出案件处理方案和辩护代理意见,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精神和要求以及有关制度规定得到正确贯彻和执行。 (三)建立检查督导制度。律师事务所要建立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检查督导制度,指定专门业务机构或专人负责对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情况进行全程跟踪检查,加强办案质量监督和风险管理,指导解决办案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发现律师办案有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予以制止和纠正。严格管理本所公章、委托代理协议等法律文书,防止私自收案收费情况发生。要加强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档案管理,防止出现失密泄密和不当传播的情况。 四、加强对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的监督指导 各地律师协会要加强对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指导监督, 支持和保障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依法依规开展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确保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依法稳妥办理。 (一)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认真整理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中每个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利用联席会议机制,反映情况,做好预案,确保扫黑除恶工作顺利进行。加强与办案机关的沟通协调,建立健全尊重和保障律师辩护代理意见的工作机制和救济机制,切实维护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和庭上发问、质证、辩论权利,保障律师依法行使辩护代理权利。发现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妨碍、侵犯情形时,律师协会应当及时进行调查,情况属实的,要及时与办案机关进行沟通协调,促其作出妥善处置,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利。针对律师跨区域执业申请维权的,所属律师协会和行为发生地律师协会要加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协作互助,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维权工作及时有效进行。对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威胁、侮辱、报复、人身伤害的,要协调有关部门依法及时制止和处理,并对律师采取必要保护措施。 (二)依法查处律师违法违规行为。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执业行为规范和执业纪律的行为,要依照协会章程和会员违规行为处分规则,给予相应行业处分。要发挥投诉受理查处中心作用,适时启动调查程序,抓早抓小,及时处置。在查处违法违规行为过程中,要切实履职,敢于担当,坚决克服不敢处理、不愿处理的问题。 (三)积极履行监督指导职责。要将监督指导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及时了解掌握本地区律师接受案件代理有关信息,发现未按规定统一受理、按时报备的,及时提醒、纠正,重大问题要及时主动向司法行政机关请示报告。案件管辖地的省(区、市)律师协会统一负责指导、监督和协调工作,承办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所属的省(区、市)律师协会要积极予以配合,形成有效的指导监督机制。各地律师协会成立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辩护代理业务指导委员会,加强办案指导,协调困难和问题,及时应对舆情。加强业务培训和指导,切实增强刑事辩护代理律师执业技能和水平。 (四)鼓励优秀刑辩律师参与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要督促律师事务所指派政治过硬、业务能力强、能够严格遵守执业纪律和要求、具有一定办案经验的律师具体承办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充分利用报刊、网站等各种媒体,宣传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工作的正确做法、经验和成效,对为黑恶势力犯罪案件依法处理作出突出贡献的律师予以表彰奖励,有效激励广大优秀刑辩律师积极开展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护代理。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2018年 3月 6日

    2022-01-19 09:20:18 1477人看过
  • 刑事律师自媒体,刑事律师品牌化象征

    案例 刑事律师自媒体,刑事律师品牌化象征 品牌是符号,是象征,是浓缩着一种品牌各类重要信息的符号。 在法律服务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唯有能够创造出差异化的品牌,才具备竞争优势。律师品牌也不例外。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律师,不是一个业务领域全面型律师,而是在某领域有专长的律师。 在律师服务领域中,专业品牌是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本人将执业领域中,某一专业为主要研究和执业方向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进行品牌化建设和管理。用来区别与律师同行之间不同的专业象征,以赢得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核心竞争力。 律师行业品牌,从本质上讲体现着律师专业的素质、信誉和形象。代表一种视觉的、感性的和文化的形象,它是承诺、信誉,是律师的灵魂。其实质是一个律师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良性循环所形成的无形资产。因此,律师自身品牌化建设过程也是资本积累的过程。 而专业品牌化标志着律师某一专业的技能与质量、信誉和形象,是赢取市场竞争的法宝,也是专业发展的潜力所在。专业品牌化是律师社会执业地位的反映,是在专业创建、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凝结在行业领域中专业品牌社会认可度。 律师的专业品牌服务的基本生命力在于律师专业能力,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专业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委托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刑辩号”,是刑事辩护律师自媒体一个品牌符号,是刑辩行业的信誉和资产的象征。是为专业刑事律师品牌化创建,衡量与同行之间社会公信度不同标杆。 作者:刑辩号

    2022-01-19 09:20:37 1527人看过
  • 自媒体时代下律师如何自律的探讨

    案例 自媒体时代下律师如何自律的探讨 自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自媒体的概念,出自于美国新闻学会的媒体中心2003年7月出版的由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联合提出的“We Media(自媒体)”研究报告,其定义为:“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自媒体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博客、播客、微博、微信、个人主页(网站)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托管平台国外的有Facebook和Twitter,中国内地以腾讯空间(Qzone)、微信和微博(Weibo)、博客为代表。至于由司法机关、政府机关、部门、媒体、企业开设的微博、微信等公众发布平台,因其发布信息来源、内容和目的与普通大众不同,因此不应划入自媒体。 和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具有以下特点: 1、平民化、个性化。和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让普通民众从“受众”变成了发布者,每个平民都可以拥有一份自己的“网络报纸”(博客)、“网络广播”或“网络电视”(播客),人们可以自主地在自己的“媒体”上“想写就写”“想说就说”,每个“草根”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生活感悟,等等。自媒体成为了平民大众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最佳场所。 2、门槛低、操作简单。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建设和运作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并且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层层核实和检验,其测评严格,门槛极高。但是,互联网服务的发展让普通民众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媒体”成为可能。在像新浪博客、优酷播客等所有提供自媒体的网站上,用户无需花费金钱,只需要通过简单的注册申请,根据服务商提供的网络空间和可选的模版,就可以利用版面管理工具,在网络上发布文字、音乐、图片、视频等信息,创建属于自己的“媒体”。 3、传播快,互动强。得益于互联网和电脑的普及,以及无线网络、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的快速发展,自媒体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已经没有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都可以经营自己的“媒体”,信息能够迅速地传播,时效性大大的增强。作品从制作到发表,也无需审批,其迅速、高效,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自媒体能够迅速地将信息传播到受众中,受众也可以迅速地对信息传播的效果进行反馈。自媒体与受众的距离是为零的。 4、信息发布随意,可信度低。优秀的自媒体可以让受众学习知识、得到生活的启发或者有助于事业的成功,让人们发现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但大部分的自媒体只是一些简单的“网络移植”,记录一些不痛不痒的鸡毛蒜皮的内容,甚至传播错误的和不健康的信息。对于不具备辨识能力的受众来说,往往以讹传讹,给人们的认知、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负面影响。 律师利用自媒体出现的问题和应有的自律 律师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法官、检察官、警察、政府官员等司法者和执法者相比,律师又是最自由的法律人,基本上可以不受拘束的参与社会活动,表达观点。近年来,律师出于宣传推广、自我表达、办案需要等多种原因,借助自媒体平台,不断介入公共政策和公共事件,在普及法律知识和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律师的不当行为,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以下对一些常见问题来探讨: 1、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商业信息和其它不宜公开的信息。实践中,律师泄露信息的情况比比皆是,如:对包含身份信息、个人隐私、未成年犯罪、性犯罪、商业秘密等内容的判决书,不加处理的在自媒体公开;公布案件办理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和信息;发布偷拍、偷录的谈判、会见、庭审的照片、录音、录相等;发布自己掌握的可能给他人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律师法》第38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以上规定,应成为律师执业活动的最低准则。律师业属于服务业,是以自己的专业技能来为当事人的利益服务的。管住自己的嘴,只说该说的,应该是律师对自身素养的要求。根据法律规定,判决是公开的,但是如果判决涉及到身份信息、个人隐私、未成年犯罪、性犯罪、商业秘密等内容,在公开前要将这些信息隐藏掉,也不能让公众通过上下文推猜出这些信息,这一点,律师应向法院网上公开的裁判文书学习。对于案件办理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原则上都不应公开,如出于特殊情况需要公开的,一定要提前征求自己当事人及相关各方的意见。偷拍、偷录通常是不允许的,有些更是违法的,这种事情也不是律师应该做的,除非迫不得已,不应该公布这类信息。其它可能给他人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需要律师依照自己的经验和见解来判决,也是对律师更高的道德要求。一个优秀的律师,除了普法的需要,不应该过多的谈论自己做过的案件,而应该守口如瓶,做一个保密者。 2、未经深入了解和认真研究,对法律问题作出错误解答。互联网已成为公众遇到法律问题时寻找答案的重要途径和平台,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百度等搜索工具寻找相关的法律文章(而这些文章有很大部分都是律师发布的),二是通过百度知道、找法网、中顾网等法律问答平台发布问题,由律师等进行解答。由此来看,互联网在社会普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一部分律师在在回答和评论部分法律问题时,缺乏对案件的全面、深入了解,或者对相关法律问题并未有权威准确的掌握而草率作答,影响了公众对事物的正确判断和把握,最终影响相关公众对律师的评价。 3、利用自媒体发声,施压司法机关、相关单位和个人。鉴于中国法治的不彻底性,借助“媒介审判”来左右司法的事情时有发生,更有所谓的“成功律师”将其作为经验来大肆宣传炫耀。不可否认,利用自媒体和传统媒体来选择性发布案件信息和评论,利用“媒介审判”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现阶段我国的“媒介审判”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多发生在刑事审判中,被报道对象多是民愤极大、影响深广的“非自愿性公众人物”,被报道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媒体往往打着顺应民意的旗号,乐得“落井下石”;二是为体现媒体所标榜的公正的社会立场,对被告一方往往“一棒子打死”,在事实的选取上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这就很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来;三是“媒介审判”的事件一般具有重要性和显著性,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对此类具有极大影响力和可读性的事件趋之若鹜,自媒体和传统媒体对这类事件都可能进行长时间、大容量、一边倒的宣传和炒作,形成一种齐声挞伐的舆论氛围,给公众以错误的印象,使公众服从于这种格调一致的错误认知,公众更会在自媒体上对这类文章不加分辨的进行转载和传播。这样一来,司法机关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迫于舆论所造成的各种压力,很可能会对一些案件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河南鼎荣律师事务所 徐会展)

    2022-01-20 09:06:05 1015人看过
  • 刑辩号,刑事法律人的专业自媒体舞台

    案例 刑辩号,刑事法律人的专业自媒体舞台 律师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日常主要工作就是学习相关法律文件和不断变化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离不开文字和写作。在执业过程中,无论你是诉讼律师还是非诉律师,工作书写各类申请书,分析案情,阅卷,查档、代理词,辩护词,质证意见,法律意见书等一系列与工作有关的法律文书。当然还有律师对某种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和品论观点等。这些工作都饱含了律师智慧的结晶和辛勤的汗水。 以上仅仅是简单描述了律师,而从事一线法律工作的还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教授及司法机关的法律人士也是在辛勤的从事各类工作。专家教授的日常工作更是忙于教案,理论著作,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更每天都忙于各类案件的办理,书写判决书、审理报告等一系列工作和心得。无论律师还是专家和司法工作人员,如果在一个法律领域从事教研和工作,不仅可以专而精,还能省去大量时间去享受工作之余的生活。 就以上从事法律专业的人士来看,教授学者和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基本都是在某一个法律领域中工作。例如,刑法学教授,民商法教授,检察院从事公诉的检察官,法院从事刑事及民事审判的法官,基本都是从事某个领域的专项工作。而只有律师行业在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执业领域专业。 专业的领域,造就专业的人才,专业的舞台,造就专业的角色。专业化时代的到来,为每个刑事法律人提供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苛的要求。尤其是社会公众和司法机关对律师专业化的服务需求越来越高。而律师也只有在某个专业领域才能走得更远。

    2022-01-20 09:03:57 911人看过
  • 刑辩号,刑事律师的品牌象征

    案例 刑辩号,刑事律师的品牌象征 自媒体时代来临,网络各类自媒体平台可以说百花齐放。微信公众号,微博,博客等多数都是以个人或律师所为主体的相关自媒体。而专业的法律自媒体网络平台,也并不多见。而在法律行业某个专业领域的自媒体更是非常少。刑辩号就是专业的刑事法律领域自媒体平台。由于行业领域原因,我们没有命名刑事法律自媒体平台,而是以公众和法律服务行业较为宽泛的称呼命名“刑事辩护律师自媒体平台”。 刑辩号刑事辩护律师自媒体网络平台,相对来说,与律师个人,律师团队运营的自媒体来讲,有更多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无论刑事律师个人,还是团队在自媒体方面,都是在做一个网站或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其实都是在单打独斗,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人力财力,效果并不明显。刑事辩护律师自媒体平台开通,意在融入所有从事刑事辩护行业的律师和专家学者,司法机关的一线办案工作人员,相互交流心得,分享办案经验,是所有刑事法律人绽放智慧的舞台。 自媒体时代,任何行业没有小角色,只有大世界。专业的律师,专业的领域,专业的人士要在专业的领域发挥自己专业的优势。刑辩号是专业刑事法律人士的专业大舞台,是专业化,品牌化的刑事法律领域特色自媒体网络平台,是刑事律师的品牌象征。

    2022-01-20 09:05:16 888人看过
  • 职业化与专业化,律师比医生更难专业化

    案例 职业化与专业化,律师比医生更难专业化 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生病时,经过医生诊断确定为某种疾病时,患者和家属多么希望有一个水平高、专业性强的医院和医生,能够快速有效地治疗自己的疾病。当他们知悉某个专业医院治疗对应的专业疾病时,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那怕四处举债,不远万里也要到专业的医院就诊。这就是因为专业医院,专业技术医生根本原因。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升,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首先突出了医生的专业化。我们看到的大型甲级医院或专业医疗机构都在规模化、专业化的道路上发展。当然,也有个别医生的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也是如此,近年来,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也在向规模和专业化领域迈进。 律师和医生都是社会不同领域的服务行业,医生多数都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而刑事律师服务的对象也是涉及到当事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有时候,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相比,由于自由比金钱更重要,刑事案件律师收费也很高。但是对于疾病的患者来说,都不愿意把自己的疾病让一个非专业医生诊治。可是一个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和家属,是否也会找一个专业的刑事律师来办理呢,这就不一定了。因为在大多数社会公众认知层面,只要是律师,什么案件都可以办理。 律师像医生一样的专业化分工也是老生常谈,但是律师真如医生一样的细致专业化分工,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这里以专业办理刑事案件的刑事律师以例,结合部分律师的网络观点来简要分析一下,我们不难看出有以下几个难点: 职业化与专业化分工不同 律师的专业分工远没有医生细,现在医院特别是大医院,专业科室分工越来越细,一个医生只看一种病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以北京为例,北京有专业的积水潭骨科、儿童医院等。而目前律师的分工远达不到这种水平与层次,完全只办理某一类案件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比例也不是太高,大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也是全能型律师。但是近年来,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某个专业领域也逐步清晰划分,但是远没有达如医院这样的强制性分工。 对专业水平依赖程度不同 患者选择医生的主要标准是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水平,而不在乎其社会关系。而社会公众对律师的选择除了专业技能外,可能还要考虑律师的人脉资源与社会关系。医疗技术虽然面对不同个体,但实施医疗救助时通常按照医疗指南进行,否则容易引起医疗事故,面对相同的病情,不同的医院大多数选择相同的治疗方案。但律师办理案件,虽然全国律师协会有各领域操作规范指引,但是规范程度远没有医院高,也未形成强制的办案指南,律师个人发挥的空间较大,相同案子,不同律师办理可能千差万别。 机构和性质不同 医疗机构属于公共机构。对于人民的生命健康,他们对医生要求更严格,管理制度更系统。因此,他们对分工有更高的要求,对医生的控制力更强,人才转移相对困难。律师事务所基本是合伙性质的组成,每个律师注重个人能力的培养。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控制力很弱,律师可以自由流动更换律师事务所,很难组建一个稳定的团队。从患者和社会公众选择来说:大部分患者是先选择医院再选择医生,或者说选定医院,医生是由医院随机指派的。而在法律诉讼中,社会公众大多经朋友或相关人士介绍,先选择律师,被动选择律师事务所。特别是律师事务所,多数主要是靠律师的个人能力,社会知名度,来维系事务所的生存与发展。而医疗机关不存在这样的现象。 社会资源不同 例如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律师,专业分工程度越来很高,专业化方向逐步明显。律师事务所律师,专做刑事辩护,民商,交通事故及非诉讼公司上市,互不重合。一线城市之所以能够形成这种局面,是因为这些城市本身的法律服务市场社会资源就很大,而且它们还能辐射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法律服务市场,业务不缺,自然值得细密分工。但是在三线以下的城市,尤其是县城,社会资源较少的这种情况就更明显,在县城执业的律师法律服务市场就很狭小。律师的市场范围只能辐射本市或本市周边区域,但律师人数却很多,僧多粥少,竞争就很激烈。如果再专业化分工,生存的空间更小,专业分工就无从谈起。对于专业化分工,前提是市场规模和资源,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市场规模越小,分工就越粗。这个规律对于法律服务行业的律师同样适用。 律师的管理机构一直在为律师专业化方向做推动工作。 2017年3月31日,司法部印发《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精神中提到,开展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试点工作,有利于探索形成律师队伍优胜劣汰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律师专业化分工,引导律师依法、诚信、规范执业,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为当事人和有关单位查询、选聘律师提供参考,更好地发挥律师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专业领域方面,执业律师,选择刑事、婚姻家庭法、公司法、金融证券保险、建筑房地产、知识产权、劳动法、涉外法律服务、行政法9个专业开展评定工作。评定的律师分别称为相应的专业律师。每名律师参评的专业不超过2个。被评为专业律师的,不影响其办理参评专业以外的其他律师业务;没有被评定为专业律师的,也可以从事该专业律师业务。 总之,律师要像医生一样,在专业分工方面还有更远的路律师要走。 作者:赵正彬 律师

    2022-01-20 09:07:02 871人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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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辩号简介:刑辩号是全国刑事辩护律师自媒体平台,是刑事辩护律师绽放智慧的专业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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