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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说明

时间:2022-11-30 16:33阅读:
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说明   买卖合同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关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的说明

  买卖合同居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之首,条文也最为详尽,其纠纷审理中需要遵循的原则和判断标准亦常为其他有名合同所借鉴。近年来,全市三级法院商事审判庭审理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每年均超过万件,占到全部案件的五分之一,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经济纠纷。因此,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质量,对商事审判工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总结和探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经验和思路,规范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统一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裁判尺度,自2006年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民二庭责专门合议庭、专人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专项调研。2008年,北京高院成立了朱江副院长为负责人的课题组,对2005年-2007年审结的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2007年适用普通程序一审终审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以及北京高院审判监督庭自2001年以来再审改判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共计500余件案件的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同时加强了对基层法院的调研督导和网上收集问题工作,对汇总的在理解和操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疑难问题进行了分类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筛选了其中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有规定但无法操作的问题,形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在指导意见从讨论稿到送审稿到指导意见正式下发的过程中,我们召开了几次专题研讨会,包括北京市高级法院民二庭庭务会和全庭研讨会,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辖区法院研讨会,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辖区法院研讨会,民商法专家最高法院法官王闯、北京大学教授刘凯湘、清华大学教授崔建远、人民大学教授张新宝等参加的专家研讨会,最终对审理买卖合同纠纷中存在的共性、且解决思路比较清晰、把握准确的问题进行了分类梳理、明确。2008年12月15日,指导意见经北京高院审判委员会第23次(总227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就指导意见具体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作如下说明:

  第一条的理解与适用:还款协议是在买卖合同基础上成立的,虽然出卖人有权依据还款协议主张权利,起诉案由可由其自定,如债权纠纷(债务纠纷),但如果买受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买卖合同履行事实进行抗辩,甚至涉及到买卖合同的效力等问题时,只审理还款协议,买卖合同的履行事实和效力等基础问题就无法查明和认定,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最终解决,也不利于发现客观真实。因此,从纠纷处理的实际效果出发,当买受人就买卖合同效力或履行事实提出抗辩的,不能将还款协议独立于买卖合同而单独审理,而是对起诉案由进行调整后,对合同效力及履行事实进行审理认定。需要注意的是,对合同效力及履行事实的审理,并不是否定还款协议,还款协议应当是合同履行情况的重要证据;如果还款协议包含了法定无效行为所产生的违法利益部分,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认定和处理。

  第二条的理解与适用:此类纠纷常见于建筑工地建筑材料配送、超市物流配送及饭店食源材料配送等上门送货的情形,但也不排除买受人自提的情形。因为没有书面合同,极易产生纠纷,通常表现为被诉当事人不认可签收人是其工作人员,或者不认可签收人有权利代表其签字。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一方负有举证责任,但其往往是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只能以结算单、收货单等的签字证明,无力再进一步举证,似乎对方只要简单否认签字就可推翻其主张(否定事实无需举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本条规定综合考虑到没有书面合同、签字人常有变化,以及对弱势一方的适当保护等情形,一是认为否认事实也要举证,二是不一味强求主张权利一方当事人的举证程度,而是要求法院从实际出发,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举证能力的差异、送货人能够提交的其他证据(包括间接证据),例如构成表见代理的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必要时,法院还可以依职权要求异议当事人举证或者法院自行取证。需要注意的是,对自提货物签收人的形式要求和审查程度应当比送货上门严格。

  第三条的理解与适用:对帐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首先是一种债权凭证,在其未记载债权人名称(没有抬头)时,并不影响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即出具人负有债务的事实。从正常逻辑关系分析,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凭证是非法取得的,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就是合法持有。同时,已经确定的债务人应当向谁偿还债务,是否存在债权转让等情形,并不影响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事实以及负担程度。因此认定债权凭证持有人是债权人或将其视为债权人,并无不妥。这有利于交易秩序的稳定,促进市场流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当事人一方主张债权凭证是对方非法取得的,应当负举证责任。

  第四条的理解与适用:买卖合同中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有权处分,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本条指导意见与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并不矛盾。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买卖的商品种类繁多、买卖的方式多样,居中进行低买高卖更是现代贸易中的一种常见形式。本条规定所涉及情形,就常见于种类物的买卖活动中,例如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没有货物,其根据买卖合同约定的条件,自己作为买家向上家采购货物,再卖给买受人,以赚取差价或利润。因此,以将来可能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为买卖合同标的物,是可以成就的,并不必然发生没有所有权或处分权而处分他人财产的情形。本条规定重点在于合同履行期限届满这个时间点,出卖人在此时间点以前要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即可,而不必须是订立合同时这一唯一时间点。如果履行期限届满出卖人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但处分标的物,则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调整的问题。

  第五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提前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本条指导意见实际是解决上述规定在买卖合同中的具体操作问题。出卖人提前交付标的物是合同法赋予的权利,因其毕竟改变了合同的履行约定,所以要以不损害买受人的利益、不加重其负担为前提。因此是否支持出卖人提前交付标的物,首先要考虑到买受人利益的保护问题。事先通知买受人并给以必要的准备时间,既是为了买受人能够做好接受标的物的准备工作,以充分发挥标的物的效用,也是买受人的应有权益所在。同样,由于出卖人单方改变了合同履行约定,因此如果关系到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期限利益时,是提前支付还是按照原先约定时间支付价款,选择权应当属于买受人。

  第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标的物是否交付,关系到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和标的物的风险负担等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本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容易理解和把握。关键是第二种情形,在强制措施对象是买受人且其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情形下,直接规定“视为标的物已经交付”,而没有赋予出卖人选择权。因为如果赋予出卖人可以选择标的物是交付还是没有交付,则国家机关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标的物属于出卖人还是买受人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既可能与强制措施的采取相矛盾,又会使得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一时或最终无法确定,引起新的纠纷或争议。而且本指导意见已经注意到对出卖人利益的保护问题,即在买受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的情况下,才视为标的物已经交付,因此没有过错的出卖人不会因强制措施而遭受损失。

  第七条的理解与适用:标的物风险负担是买卖合同的核心问题之一,对风险发生后的责任分担也应该引起重视。本条指导意见即对责任分担问题作出了规定,对何谓标的物风险作了概念界定。虽然风险的发生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但标的物的损失最终要有具体的承受者。在买卖合同中,风险发生后一般会围绕价款的支付、减免、退还等问题发生博弈,所以本条指导意见以标的物风险负担者已经确定为前提,并以此为界限,区分情况进行了规定。需要注意的是,对风险本身的发生虽然买卖双方都没有过错,但如果当事人一方在风险发生时同时自身也有过错,并以此产生了损失,例如没有积极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还应就因此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本条指导意见所指涉的纠纷多见于建筑材料的结算中,诸如沙石、混凝土等,可能由于设计图纸改变、建材用量追加、同种材料供应人的不同、建材用量的不可复原性等原因,当事人约定好的赖以结算的依据无法采信,又不能就结算方式达成补充协议的,在不能因此拒绝裁判的情况下,法院应从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这里的交易习惯不强调是当事人之间的,包括: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象订立合同时所知道并认可的做法;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出发,或根据评估结果、或根据完工图纸、或根据可以作为证据的单据等,遵守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适合双方当事人的结算方式计算合同价款。

  第九条的理解与适用:本条指导意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多笔业务履行发生混同情况的处理,有两种买卖情形适用本条指导意见,一是当事人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买卖关系,但没有书面合同;二是当事人之间存在一个框架性协议,其后签订了多个合同或有多次履约行为。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框架性协议,只是存在多个独立的合同,在履行事实发生混同时,不能适用本条指导意见,因为其中情况可能过于复杂,指导意见不能穷尽解决。本条指导意见解决从保护债权人的角度出发(但不是绝对的,在某种情形下,此意见对债权人不利),规定了还款顺序,以及不足以清偿全部欠款时的冲抵顺序。出卖人只主张一笔或其中几笔欠款而买受人对履行情况提出异议的,法院不应将还款事实割裂开进行审理,而应进行全面审理以查清事实。本条指导意见第三款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意见参照了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把第一款所列情形涉及的欠款看作是一笔债务,把履行情况看作一个整体,这对大多数债权人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第十条的理解与适用:当事人对标的物价款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价款虽然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但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本条指导意见所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在交货凭证上记载了价款”情形,应视为协议补充价格条款的一种要约方式;“对方在交货凭证上签字或盖章的”情形,应视为对协议补充的价格条款的承诺,故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补充协议。同样道理,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另行协商标的物价款的,在没有其他价款协商一致证据的情况下,上述情形也应视为当事人达成了补充协议。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价格约定在买卖合同中的重要性,本条指导意见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出发,强调了在签字的情况下,必须是签字当事人一方的负责人或者买卖合同的经办人在交货凭证上的签字。

  第十一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在明确了标的物价款确定方式的同时,还有“订立合同时履行地”需要确定,这关系到确定标的物价款时所指向的履行地,本条指导意见即是针对此问题作出的规定。实践中,有些买卖标的物是限制流通的,或者流通性很差,因此依据本条指导意见第一款无法确定标的物价款的,可在上一级行政区域内确定,依次上推。如果标的物仅属于某一或某些区域,标的物价款可以参照唯一的区域价格或最相关区域的价格确定。

  第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履行。但标的物如果不在市场上流通,就不存在市场价格问题;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标的物都有政府定价或者市场指导价,由政府定价或政府出具指导价的标的物,毕竟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标的物的价款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仍然不能确定。考虑到一般买卖标的物都有一个成本核算和平均利润率(在没有同种类标的物可供参照的情况下,可以按照最相类似原则确定参照物,进而确定成本、平均利润率)问题。成本和平均利润率作为商品价格构成的最基本要素,参考值也相对容易确定,。

  一般来说,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合同成立三要素),应当认定合同成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对合同欠缺的其他内容(包括价格条款),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法院应当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同时,从无偿合同的特殊性出发,确认合同为无偿合同应该严格把握。

  第十三条的理解与适用:学理上一般认为,从给付义务是指不决定合同类型,不具有独立的意义,旨在使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义务。从给付义务可以基于法律明文规定、当事人约定产生,也可以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或者补充协议的解释而产生。债权人对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诉请履行。从这个概念出发,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应属于从给付义务范畴,而从给付义务是可以独立诉请的。同时,从给付义务只是相对主合同义务(是指合同关系所固有的、必备的,并能决定合同关系类型的基本义务)而言,“从”并不代表不重要,同样会影响当事人合同目的(即当事人一方在订立合同时追求的目标和基本利益)的实现,当从给付义务与当事人合同目的密切相关时,同样会产生合同抗辩权,例如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但当事人一方行使抗辩权的程度要适当,即与对方违反从给付义务的程度相对应。

  第十四条的理解与适用:审判实践中,因标的物数量产生的纠纷比较少,毕竟数量的检验比较方便,检验期间、检验条件都较质量检验易于把握。因此送货单、确认单载明数量的,根据经验法则,买受人签收时,应当对数量进行核点。标的物瑕疵又分为表面瑕疵和隐蔽瑕疵,表面瑕疵是指,用通常方法(即不须为特殊的检查)即可发现的瑕疵。隐蔽瑕疵是指,需要进行必要的技术鉴定或经过安装运转才能发现的瑕疵。因质量的瑕疵程度存在差别,故对隐蔽瑕疵和表面瑕疵的检验要求应该有所区别。而标的物外在的、直观的质量问题属于表面瑕疵,当事人一般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就可以发现。

  第十五条的理解与适用:行使检验义务的验货人不应限于买受人及其代理人。在出卖人直接向买卖合同以外第三人履行的情况下,如果买卖合同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买受人是唯一验货人的情况下,买受人指示接受标的物的第三人对标的物质量的检验意见应该对买受人具有约束力。同时考虑到买受人和第三人关系的复杂性及相互间特殊约定的可能性,本条指导意见又作了除外规定,即“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买受人和第三人之间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除外”。

  第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合理期间”是极富弹性的规定,在审判实践中很难把握。由于合同标的物种类繁多及其瑕疵类别多样化的特征所决定,本指导意见无法做出统一、明确的“年月日”规定,只能有相对的标准。因此“合理期间”的确定,只能由法官在最长合理期间内,根据标的物的种类和瑕疵的区别,包括瑕疵的性质、正常情况下买受人尽合理注意义务可能发现瑕疵的时间及当事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并在这些因素限制下,通过自由裁量权确定。但基本原则是,表面瑕疵的检验通知期间应该短,包括数量、外观、品种、规格、型号、花色等。对于买受人通知期间的性质,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除斥期间,因为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买受人未在约定期间内对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进行检验并向出卖人履行通知义务的,即丧失对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提出异议并向出卖人主张标的物瑕疵担保的相应权利,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即使事实上不符合约定亦视为符合约定。买受人这种法定权利,因期间的经过而丧失的特征与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相符。

  第十七条的理解与适用:本条指导意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买卖合同中已经对标的物品质、数量的索赔约定了明确的索赔期限,买受人是否必须在约定的索赔期间提出索赔要求,而不适用两年的诉讼时效或者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两年”期间?本条指导意见考虑到:一是诉讼时效期间是当事人主张权利的法定期间,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进行变动,故不能因索赔期间的约定而使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受到限制。二是考虑到索赔期间与检验期间、质量保证期间在功能、作用上的相通性,在期间约定发生冲突时,应当加以理顺。所以本条指导意见区分了几种情形,做出变通处理,中心点就是在当事人约定与法定权利冲突时,理顺或者否定当事人的约定,以保护当事人的法定权利不受侵犯。

  第十八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买受人可以接收或者拒绝接收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接收多交部分的,按照合同的价格支付价款;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通知出卖人。这就涉及到对“及时”的理解和把握,和对本指导意见第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相类似,这也有赖于法官在基本原则、因素的约束下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个案实际情况确定一“合理期间”。考虑到买受人拒收出卖人多交付的标的物,表现的数量问题而不是质量问题,因此将“合理期间”规定为六十日,同时指出这是一般情况下的做法,也为特殊情况的处理留有空间。

  标的物是异地交付,且标的物在交付地点没有代理人的情况下,标的物在法律上已经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此时,买受人应承担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其可以自由决定保管的方法,可以自己保管,也可以将标的物寄存或者拍卖、变卖(鲜货、易腐烂变质的标的物)。保管应尽量安全且费用较低,保管费用由出卖人承担。拍卖或变卖的,扣除有关费用和损失后,买受人应将余款及时退回出卖人。

  第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适用本条指导意见的前提是“专业鉴定机构不能对标的物进行质量鉴定”。为解决标的物质量争议已经处于僵局、法院又不能拒绝裁判的问题,本条指导意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的规定,对标的物质量是否达到标准列举了评判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勘验人必须出示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法院自己进行勘验时,除依照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为减少勘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争议还应组织各方当事人参加。法院是否进行现场勘验,应取决于勘验的难度和自身的能力,例如对依据常理,经过简单试验就能得出结论的,就应进行现场勘验。

  第二十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了买受人的检验义务,即“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未在约定或规定期间内检验,虽然买受人不会因此承担法律责任,但会使买受人丧失其部分权利和期限利益,即买受人不能再就标的物存在的数量瑕疵、质量瑕疵享有法律救济的权利,因此买受人因质量问题行使履行抗辩权应受到检验期间的限制;同时,检验期间没有发现标的物存在数量和质量问题的,一般是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条件。所以超过检验期间的,买受人不能再以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为由拒绝价款支付。同理,从质量保证期间的目的和作用出发,出卖人在质量保证期间仍然负有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买受人仍然享有质量异议权,得要求出卖人免费修理、更换标的物,以使标的物达到应有的使用效果。而在质量保证期间以外,买受人丧失了相应的期限利益,不得再要求出卖人免费修理、更换标的物,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标的物出现质量问题,出卖人提供售后服务,必然会发生相应的修理费用,所以如果买受人不诚信,恶意提出质量异议,因此发生的费用就应由买受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的理解与适用: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负有按照约定数量、质量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并对交付的标的物负有瑕疵担保责任。与此对应的是,当标的物的数量、质量不符合要求时,买受人应当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出卖人,否则会丧失请求出卖人补足数量或承担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如果买受人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了出卖人,出卖人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及时解决质量问题,因为这属于出卖人对其交付的标的物负有瑕疵担保责任的范围,本条指导意见因此加以明确。如果出卖人未以适当方式及时解决,导致买受人遭受诸如停工、停产等损失的,出卖人应当赔偿;如果因为出卖人的原因或者情况紧急,例如车辆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出现质量问题,买受人必须通过第三人解决的,属于合理的必要费用,因为是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质量保证期间,相关费用应由出卖人负担。反之,质量问题如果可以通过出卖人解决而不通知出卖人或其代理人,买受人因此发生的费用不属于合理费用,应视为其放弃了可以享有的相关权益,故应自行负担修理、更换标的物而发生的费用。

  第二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买卖合同中,当标的物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时,买受人应当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将质量异议通知出卖人,既是买受人的义务,也包含着买受人的权利,即可以请求出卖人补足数量或承担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买受人对标的物数量、质量异议权的行使,取决于合同或者法律对质量异议期间的规定,与买受人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合同履行行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买受人接收标的物后,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行为与提出数量、质量异议也不存在前因后果关系,权利和义务可以分别主张和履行。因此,不能因买受人进行了支付价款、确认欠款数额、使用标的物等行为,而认为其放弃了对标的物数量、质量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二十三条的理解与适用:质量保证金是出卖人对标的物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一种具体方式,是出卖人以部分价款担保其在约定的期间内,根据买受人的请求及时对标的物进行修理、更换,以保证标的物符合约定品质。实践中,质量保证金作为标的物价款的一部分也会以尾款的形式存在。本条指导意见即是根据质量保证金的性质进行规定的。同时考虑到质量保证金和质量保证期间密不可分,而质量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不应因标的物的修理、更换而中断或者延长。故质量保证期间届满,买受人应当及时退还出卖人的质量保证金。否则,质量保证金的退还时间可能会因标的物的不断修理、更换而无法保证,在期限利益上造成另一种不公平。

  第二十四条的理解与适用: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负有按照约定的质量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并对交付标的物的瑕疵负有担保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概括地规定了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必须符合合同约定,并符合出卖人对标的物质量的说明。但在买受人已经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标的物质量存在瑕疵情形的,出卖人是否还负有标的物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由于出卖人对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担保责任是法律规定的核心义务之一,因此,不能因当事人的约定、出卖人的说明或买受人明知而轻易排除。所以本条指导意见列举了两种情形分别予以规定,以便于实践中的具体操作。至于质量瑕疵,一般来说,应包括减少价值、减少通常效用或者合同预定效用的瑕疵、保证品质瑕疵(即标的物不具备出卖人所保证的品质)。

  第二十五条的理解与适用:法院对当事人违约金的调整,是审判实践中常见又难以把握的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关于损失计算,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作出了规定,即“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本指导意见讨论过程中,曾试图将违约金的调整幅度作出一个比较明确的比例规定,例如像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但由于买卖合同纠纷的多样性和各类买卖的千差万别,最终只是梳理了几项原则,在适用时,需要以这些基本原则为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条指导意见非常强调“过分高于”这个前提,和“适当减少”这个裁判尺度,这也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尊重,因为双方当事人对违约后果是有一个基本预期的,而且违约金也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因此调整也应该是有限度的调整。关于损失的计算,积极损失比较好把握和计算,是守约当事人现有财产的减少,包括各种费用的支出。至于可得利益,与履行利益、期待利益的含义是一致的,就是合同如果履行,守约当事人基于合同能够享有,而因为对方违约,使其在事实上不能享有的交易收益。一般说来,确定可得利益的基本出发点是基于守约方的损失(纯利润)而不是违约方的收益;必须坚持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到守约方本身的实际情况,包括赢利能力、客观条件等。对于违约方的可预见标准,可以正常出卖人或买受人的商业判断为标准,即正常出卖人或买受人在了解缔约时的特殊情况后应该合理预见到的因违约而导致的损害后果。同时,违约方的身份、违约方对特别情事的实际了解程度、守约方的身份、标的物的性质和用途、守约方支付价款的多少等因素在适用可预见规则时要引起重视。

  本条指导意见第四款考虑的是当事人双方诉求和抗辩主张在指向上的不一致性,即出现当事人一方主张欠款,对方从根本上进行否定(主要是否认法律关系存在),再根据一审判决结果,在二审期间请求调整违约金的情况。本款规定是给二审法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留下空间。

  第二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本条指导意见是对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的明确化。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可见,合同法只是赋予了当事人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的选择权,如果当事人一并主张违约金和定金,当然不能获得支持。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可见,定金是担保的方式之一,其担保功能体现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环节上,不同种类的定金有不同的功能、性质。根据定金具体性质,定金通常包括立约定金、成约定金、证约定金、违约定金和解约定金。但立约定金(存在一个独立的约定定金的合同,以保证其后主合同的签订)、成约定金(合同成立或者生效所附的条件)、证约定金(保证合同履行,与违约金类似)等主要是学理上的分类,在审判实践中并不多见,而且学理上的概念也并不统一。同时,立约定金和成约定金均存在于合同成立或生效前,不适用本条指导意见规定的合同已生效情形;证约定金则与违约金性质相同。因此,本指导意见对上述几种定金形态未作规定,只就实践中可见的违约定金、解约定金进行了区分、规定。因违约定金与违约金在目的、性质、功能等方面基本是相同的,故二者不能并用,而应由守约方选择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是可以定金为代价解除合同的,而无论合同履行是否构成违约,因此解约定金和违约金在目的、性质、功能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二者可以并用。

  第二十七条的理解与适用: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定金是债权的担保。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而赔偿损失是当事人一方违约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可见,定金罚则的运用不以实际发生损失为前提,定金责任的承担不能替代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定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二者应当可以并用,但定金和损失赔偿的数额总和不应高于因违约方违约造成的损失,也不再区分定金的性质(违约定金或者解约定金)。之所以强调同一个诉讼中,考虑到是同一合同的履行问题,给付定金和赔偿损失有牵连;而且从减少诉累和便于查明事实角度出发,也应在一个诉讼中解决。

  第二十八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在本条指导意见规定的情形下,作为违约方的出卖人返还买受人已经支付的部分价款,或者减免买受人尚未支付的部分价款,是其以“采取补救措施”承担违约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时,买受人要求的是法定的补救措施,方式也是合理的;而且从审判效果看,支持守约买受人的主张或诉请,更有利于标的物价值体现、效用发挥,避免社会财富浪费,亦不侵害违约出卖人的权益。

  第二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虽然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原则之一,但无论出卖人是不履行主合同义务,还是不履行从合同义务,只要导致买受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即订立合同时所追求的、获得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经济目的不能实现,出卖人都构成根本违约,出卖人有权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解除合同。但买受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卖人不可能履行从给付义务仍然订立合同的,虽然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但应对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因为其有明显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原则之一。即使法院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过程中,认为双方当事人关于违约责任范围、程度的约定显著不对等,也是属于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需要在当事人提出请求的前提下,法院对违约条款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法院不主动对违约条款作出调整,否则违反了合同自由原则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如果涉及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问题,且违约事实已经发生,则当事人可以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予以调整。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认为双方当事人违约责任的约定显著失衡,可以先对当事人进行释明,视当事人的态度决定是否进行调整。

  第三十一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列举规定了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三种方式,是并列而不是递进的关系,因此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在三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中进行选择,因此法院在具体适用时,不应作出顺序上的限定,而应根据当事人的具体选择进行判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可见,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并没有免除继续履行的责任,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一种、两种甚至三种违约责任承担方式。一般来说,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具体表现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和部分履行三种情形。因此,本条指导意见对应于合同履行违约的三种基本情形及其区别,分别就如何具体适用三种违约责任形式作出细化规定。因部分履行中可能同时体现不履行合同义务和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两种违约特征,故三种违约责任形式可以同时适用。

  第三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使就包含着当事人的期限利益,无论后履行一方是交付标的物还是支付价款。因此,先履行义务一方迟延履行义务的,后履行一方履行义务时间应该可以顺延。在此前提下,在顺延期间也就不存在所谓逾期付款或者逾期交付标的物的问题,不会有相应的违约责任产生。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只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对方才有权解除合同,而本条指导意见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属于法定解除条件。合同继续履行的情况下,买受人支付价款是其合同义务,不能违反。至于出卖人迟延交付标的物的后果,买受人可以向其主张违约责任。

  第三十三条的理解与适用:付款期限约定和违约责任约定都是买卖合同的组成部分,逾期付款违约金条款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是关于当事人承担违约金责任的条件、违约金计算方法等方面的规定。违约责任(逾期付款违约金条款)和付款期限的主要联系在于付款(履行合同义务)期限截止之日的次日,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中“逾期”的起算点。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付款期限条款和逾期付款违约金等违约责任条款可以各自独立存在,各自的变更都属于合同部分条款的变更,不会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即付款期限的变更不会使当事人承担违约责任是否、违约金计算方法发生变更、消灭,只是违约责任成就的时间点(付款逾期的起算点)会发生变化。同时,当事人接受价款与放弃主张逾期付款违约金没有因果关系,认定权利人放弃权利不能通过推定完成;而且守约方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作为一种权利,应该通过权利人的明示行为体现。

  对帐单等是当事人对买卖合同履行情况作出的确认和记载,不是还款协议,不能排除出卖人依据买卖合同中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责任的约定主张权利,除非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作为违约金的一种,应当基于当事人的具体约定,否则出卖人只能依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等规定,主张法定违约责任。如果当事人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出卖人因买受人违约遭受损失的,根据前述合同法条文的规定,出卖人可以利息标准请求损害赔偿。具体计算标准是,逾期付款期限少于一年的,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半年期(六个月)贷款利率计算损失;逾期贷款期限长于一年的,按照一年期的贷款利率计算损失。这也体现了与约定了逾期付款违约金,但未约定具体计算方法的,在计算损失数额上利率水平的差别。

  第三十四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十日内提示付款;异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付款的期限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买受人已经交付支票的,应认为其已履行了支付价款义务。出卖人没有及时提示付款,以致超过支票提示付款期限,不能得到价款的,责任在出卖人。因此,出卖人就未提示付款的支票记载的金额,主张直至再次向买受人行使付款请求权经过期间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不应予以支持。但如果出卖人有证据证明买受人交付的支票是空头支票,或者支票存在票面瑕疵等情形,导致出卖人及时提示付款也不能实现其价款权益的,买受人仍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第三十五条的理解与适用:拒绝提供售后服务实际上是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正当性问题。买卖合同是典型的双务合同,买受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付款,是其核心义务。买受人支付价款义务对应的权利包括出卖人应当提供售后服务(因为存在对价关系),即支付价款与提供售后服务之间存在牵连性。在买受人应当支付价款在先的情况下,如果其没有履行义务,属于未履行主要义务,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出卖人当然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拒绝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以督促买受人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当事人对售后服务有特别约定,例如在任何情况下出卖人都要及时提供售后服务等,或者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根据与标的物有关的商业惯例、行业规则,出卖人应提供售后服务的,出卖人不得拒绝。同时,出卖人拒绝提供的售后服务,要与买受人的违约程度相适应,如果买受人未支付的价款只是尾款或只是一小部分,出卖人就不宜拒绝提供售后服务。

  第三十六条的理解与适用: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出卖人按照样品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是卖方在凭样品买卖合同中最基本的义务。当事人应当在买卖合同中明确表示合同属于凭样品买卖合同,比如明确约定“以样品确定标的物的品质”、“按样品买卖”、“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必须与样品相符合”等。如果当事人排除了样品品质的全部担保,失去了样品这一特殊要件,凭样品买卖无从谈起,也就不构成凭样品买卖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出卖人对符合样品品质的标的物存在的隐蔽瑕疵仍然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但交付的标的物品质与样品品质差别显著轻微的,出卖人是否因此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应当从宽考虑,以充分体现标的物的价值,即将合同目的、双方当事人的交易习惯、标的物是否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作为考量条件,确定出卖人是否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第三十七条的理解与适用:试用买卖合同,又称试验买卖合同,是买卖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以出卖人将买卖标的物交由买受人试用,买受人试用后认可标的物为条件的买卖合同。合同成立后,买受人可以对标的物进行试用,试用后,买受人对标的物满意的,条件成就,合同生效;否则,合同不生效。合同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百七十一条对试用买卖合同的试用期间、购买问题作出了规定。买受人在试用期限内明确表示拒绝购买标的物的,在双方之间不发生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买受人是否需要支付使用费?如果没有约定使用费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从试用买卖的特殊性质--出卖人承担着买受人不认可的风险出发,买受人不应支付使用费。买受人不购买标的物的意思表示,既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或者行为,但不能是默示的。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使用期间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表示的,视为购买。如果买受人无条件的支付了全部或部分价款,或者将标的物作试用以外的用途,是一种积极的表示行为,行为表明其有购买的意愿,故应视为买受人同意购买。

  第三十八条的理解与适用:在审判实践中,对被告在诉讼中提出的主张究竟属于抗辩权还是请求权(反诉),分歧比较大,这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保护问题,本条指导意见所涉及的问题就比较典型。基本思路是,一般情况下,买受人的抗辩或主张如果有给付内容,属于请求权,应该通过反诉或者另诉解决,但要求解除合同是一种例外。减少价款抗辩或主张虽然有给付内容,但其是在出卖人所主张价款上的一种抵销,不具有新的给付内容,故应作为抗辩权内容对待。为便于一、二审法院审判思路的统一,理顺当事人诉请和抗辩的关系,在买受人只以对方违约进行抗辩,但未明确具体主张的,一审法院最好就此向买受人释明。本条指导意见之所以规定是“可以”,是考虑到具体案件中可能出现的个别情况,以及法官裁判尺度的正常弹性问题。

  第三十九条的理解与适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经常可见当事人依据买卖合同或者对账单、结算单、还款协议主张权利或者进行抗辩。本条指导意见从当事人能否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请求变更或撤销对账单、结算单、还款协议的问题出发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在买卖合同履行中,当事人签订的对账单、结算单或者还款协议,无论是否只是买卖法律关系中的一个事实或一个环节,都涉及到当事人具体的权益,当事人一方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就此单独提起变更或者撤销的诉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案件受理的规定。因此结合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几种情形,考虑到变更之诉和买卖法律关系的密切联系,甚至是不可分性,根据两种诉的先后,区分不同情形进行了规定。

  第四十条的理解与适用:本条指导意见的出发点是敦促诚信的出卖人及时保全证据、主张权利以得到有效保护。付款期限尚未到期既包括全部价款尚未到期,也包括分期付款尚未全部到期的情形。本条指导意见借鉴了合同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将预期违约制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相结合,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当事人约定可以加速到期多见于借款合同当中;法定的加速到期情形包括债务人破产、债务人被清算等情形。本条指导意见规定的“买受人被吊销执照、被有关部门撤销、被注销、处于歇业状态”情形,都属于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的具体表现,如果买受人在被注销、被撤销时进行了清算工作,则不会产生加速到期的问题。二审法院加速到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当事人的诉累,稳定市场秩序,至于可能影响下级法院的改判率,可以通过法院内部管理管理制度解决。

  第四十一条的理解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票是付款一方履行付款义务的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二条规定:专用发票,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开具的发票,是购买方支付增值税额并可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据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审判实践中,常见出卖人主张先开发票,后支付价款的情形(主要是增值税发票),这对价款支付事实的查明带来了困难。考虑到发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发票是付款一方履行付款义务的凭证”,因此先开发票后付款不符合发票管理的一般规律,买受人以发票抗辩出卖人付款请求的,出卖人需另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但对于增值税发票,则要区别对待,因为增值税发票的主要功能是票随货走,抵扣税款用,不能直接作为付款一方履行付款义务的凭证,需要买受人进一步举证证明其已支付价款。考虑涉外发票与国内发票的管理有较大区别,因此涉外贸易不适用本条规定。

  第四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有关单证和资料范围的确定关系到所有权转移、从给付义务履行等问题。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故本条指导意见从审判实践出发,对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进行了列举,以方便操作。对列举的范围的“等”,应作“等外”理解。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的,应当结合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来确定。本条指导意见的第一款还与从给付义务密切相关,第二款则与所有权转移、风险的承担有关。

  第四十三条的理解与适用:关于本指导意见的适用范围,应将本指导意见的前言部分和本条规定一并理解、执行,以体现现行的、将来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体现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促进裁判尺度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本指导意见更多的是从传统买卖合同纠纷入手,虽然基本原则对所有买卖合同都适用,但对于诸如房屋等不动产买卖纠纷、股权等权利买卖纠纷、涉外买卖合同纠纷,首先要充分考虑到纠纷性质和法律关系的特殊性、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以正确理解和适用本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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