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使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银行贷款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裁判要旨：使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银行贷款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案例名称：朱某芳等金融凭证诈骗、贷款诈骗案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集》（第33号）

基本案情：1995年下半年，被告人朱某芳为骗取银行贷款，先后比照银行存单上的印章模式，伪造了中国农业银行青州市支行昭德办事处储蓄章和行政章，中国建设银行青州市支行房地产信贷部、青州市黄楼信用社和青州市普通信用社储蓄章，潍坊市二轻工业供销公司、聊城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公司公章及有关银行工作人员的名章，并通过中国农业银行青州市支行昭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一些单位和个人在该办事处的存款情况。1995年10月和1996年6月，朱某芳持套取的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等金融机构的整存整取储蓄存单样本，到深圳市通过欧某庭、罗某（同案被告人，均已判刑）共印制银行空白存单130余万份。朱某芳将其中的1000份带回青州市，部分用于犯罪活动。案发后，空白存单被公安机关查获。

1996年5月，朱某芳将少量现金存入农行青州市昭德办事处，取得存单一张。后持该存单及私自印制的空白存单到青州市“金海”打字复印部，让打字员比照存单样式打印了两份户名分别为胡某坤和李某芬、存款额均为100万元的假存单，朱某芳盖上私刻的昭德办事处储蓄章和经办人李某玲的名章。朱某芳持该假存单到东坝信用社要求抵押贷款，东坝信用社开出两份抵押证明，朱某芳在抵押证明上盖上私刻的农行昭德办事处行政公章和该办事处主任赵双吉的名章，以此假存单和假抵押证明，骗取东坝信用社贷款200万元。

1996年5月至8月，被告人朱某芳单独或伙同孙广荣（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用上述手段，先后14次分别从青州市东坝信用社、青州市普通信用社、宁津县张傲信用社、青州市建行房地产信贷部、青州市益都信用社、青州市东夏基金会诈骗贷款1268．79万元。其中未遂一起，金额为51万元。另外朱某芳还单独或伙同孙广荣利用伪造的担保函骗取的银行存单作抵押，从青州市东坝信用社、青州市城市信用社东关分社两次骗取银行贷款140万元。案发前朱某芳已返还诈骗的贷款205．79万元，案发后追回赃款及物品价值655万元，尚有497万元无法追回。

裁判结果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存单诈骗金融部门资金；指使他人使用虚假证明诈骗贷款，其行为分别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又系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是本案主犯，必须依法严惩。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朱某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存单诈骗银行资金，使用虚假证明文件骗取贷款，其行为分别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是本案主犯，又系在假释期限内再犯新罪，依法应予严惩。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朱某芳伙同他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骗取贷款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且系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再犯新罪，在共同犯罪中是主犯，应依法惩处。其伙同他人利用伪造的担保函或骗取的银行存单作抵押，诈骗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构成贷款诈骗罪，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亦应依法惩处。一审判决、二审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

裁判理由

其一，从立法本意看，刑法设立金融凭证诈骗罪时，对该罪的规定是广义的，只要是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进行诈骗，数额较大的，即构成此罪。其目的是保护金融机构的信誉，严惩此类犯罪。而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则有一定的限制，主要是针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贷款的个人犯罪行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贷款诈骗罪中所规定的“证明文件”，主要是指银行的存款证明、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担保函、划款证明等在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时所需的文件，不包括金融凭证。

其二，从司法实践看，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贷款，与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证明文件等诈骗贷款有所不同。前者可信程度更高，更易于取得贷款银行的信任而骗得贷款，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更大。因此，根据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此种犯罪也应当受到法定更严厉的处罚。此类以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贷款的行为，与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直接骗得存款并无实质差别，因此，以金融凭证诈骗罪认定，是完全正确的。

其三，从刑法理论看，本案被告人共实施了三个行为：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伪造金融凭证和诈骗贷款，三者存在牵连关系。其中，伪造公司、企业公文、印章和伪造金融凭证是手段行为，诈骗贷款是目的行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贷款，同时触犯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和一百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金融凭证诈骗罪。该两罪的法律规定交叉，是一行为同时触犯数罪名，应从一重处，定金融凭证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手段较多，包括使用伪造的银行金融凭证，如银行存单。金融凭证诈骗罪诈骗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包括银行贷款。被告人使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银行时，无论银行是从哪一项目支付款项，都不影响被告人非法占有的目的，都是用伪造的金融凭证诈骗银行。被告人朱某芳伪造银行存单，并利用伪造的银行存单作抵押，骗取贷款的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在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不能简单地以存单上的数额认定。因为那只是担保的数额，不一定是直接骗取的数额。认定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准备骗取或者实际非法占有的数额作为犯罪数额。因此，本案定罪数额应当以被告人朱某芳使用金融凭证诈骗贷款，而实际骗得的贷款数额为准。

二、伪造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骗取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裁判要旨：伪造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骗取资金的行为应认定为金融凭证诈骗罪

案件名称：张某海等人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案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4集》（第424号）

基本案情

2004年10月，被告人张某海与被告人陈某商定，以帮朋友拉存款为名，引诱陕西人达公司将资金存入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账户，后张某海指使华博公司办公室主任晏某到工商银行互助路支行开立一般账户并办理工商银行网上客户服务中心开户手续，并在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开立一般账户，而后让陈某私刻一枚“工商银行西影路分理处”公章，张某海操纵制作了虚假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客户证书档案信息资料、需增加的分支机构档案信息资料，将上述资料交给刘某，刘某与工行电子结算中心市场部任经理但某国共同完善以上资料后，违规为张某海办理了“网上银行下挂账户手续”，将人达公司设立在工行西影路分理处的账户下挂到华博公司设立在工行互助路支行账户名下，使张某海可对人达公司账户任意进行转账支配。当人达公司资金500万元到账后，张某海便指使晏某同陈某、刘某在银行人员的帮助下解锁，并将人达公司账户500万元中的280万余元转入华博公司工行互助路支行账户。胡某华与晏某在张某海的授意下，于2004年10月25日将其中235万元转入中行西影路支行华博公司账户，48万元转入天海公司账户。后胡某华与陈某将48万元全部提现，胡某华留了2万元的张某海原借款，将46万元给陈某。破案后从陈某处追回赃款28万元，从张某海处追回赃款217．59万余元，共计245．59万余元现已发还受骗单位。

裁判结果

张某海伙同陈某、胡某华采取拉存企业款项，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私刻存款企业、银行印鉴，伪造存款企业网上银行转账授权书的手段，骗取银行资金，其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裁判理由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的犯罪对象是银行结算凭证，包括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及其他银行结算凭证。

其中银行的委托收款凭证，是指收款人在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时所填写、提供的凭据和证明。汇款凭证，是指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汇给外地收款时，所填写的凭据和证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是指除本票、汇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以外的办理银行结算的凭证和证明。

如何正确理解银行结算凭证的内涵和外延，是处理本案的关键。2000年8月的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性质认定的批复》认为，支付结算是指单位、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使用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结算方式进行货币给付及其资金清算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为上述结算活动统一制定的书面凭证为结算凭证。2003年12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有关问题的复函》再次明确：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票据、信用卡和汇兑、托收承付、委托收款等转账结算业务所使用的凭证，均属银行结算凭证。

此外，银行办理现金缴存或支取业务使用的有关凭证也属银行结算凭证，如现金解款单是客户到银行办理现金缴存业务的专用凭证，也是银行和客户凭以记账的依据，它证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发生了资金收付关系，代表相互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建立，属于银行结算凭证。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对账单、银行询证函等，只具有证明或事后检查作用，不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不属于结算凭证。因此，只要是在金融活动中具有货币给付和资金清算作用，并表明银行与客户之间已受理或已办结相关支付结算业务的凭据，均应认定为银行结算凭证。

当前，金融工具不断发展衍化，客户可以利用多种电子媒介（手机、电话、电脑、电视等），通过不同通讯传输方式（移动短信息、有线电话、网络等），在各商业银行的电子银行服务系统实现金融信息查询和有关金融交易的服务。网上银行业务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对其使用的凭证种类，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均没有明确的定性。我们认为，对网上银行的相关业务凭证是否属于金融凭证，可以根据其是否具有金融凭证的本质功能予以确定。对此，一些商业银行专门制定的相应章程可作为重要依据帮助认定。

如《中国银行电子银行服务章程（暂行）》第二条规定：“中国银行电子银行服务功能包括：各类账户之间的转账、银券服务、代收代付、金融信息查询、各类个人账户资料的查询、个人支票保付、存折临时挂失、交易密码修改、个人实盘外汇买卖、定期存款、小额质押贷款、提醒服务等银行服务。”

《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章程》第二条规定：“本章程所称的网上银行是中国建设银行建立的借助于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和金融交易服务的网络自动服务系统。”

《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业务管理办法（暂行）》第二条规定：“农业银行网上银行以因特网为传输媒介，向客户提供信息、金融及衍生服务。客户通过网上银行可以办理查询、转账、支付等各种业务。”

《中国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工商银行通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类型电子银行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资金管理、金融理财、收费缴费、电子商务、代理销售等服务。”第十三条规定：“客户有义务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安全使用电子银行。”第十四条规定：“由于客户未尽到防范风险的义务或其他非中国工商银行原因而导致的客户损失，中国工商银行不承担责任。”

由上可见，网上银行的金融业务，虽然操作形式与传统银行柜台表现有异，但无论是功能运行还是产生的结果，都与传统的银行金融业务具有同等功效。就本案而言，所涉及的《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企业客户账户查询、转账授权书》是用于网上电子银行进行收付、结算的唯一的、排他的重要依据，是用于特定主体（金融机构、存款人）之间以特定的格式记载双方的特定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同时也是双方记账的重要凭证，符合上述金融凭证中的委托收款凭证的特征，属于新兴电子银行业务中出现的一种非传统型的银行会计凭证，具有金融凭证所具有的转账、支付等功能，因而应属于金融票证的范畴。

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换折方式支取储户资金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裁判要旨：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以换折方式支取储户资金的行为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案件名称：李某军金融凭证诈骗案

来源：《刑事审判参考·总第54集》（第425号）

基本案情

2005年11月初，被告人李某军被调离青州市益都农村信用合作社玲珑分社到益都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后，因怕挪用单位资金的事实被发现，遂产生了携款潜逃的想法。2005年11月13日上午，李某军窜至益都农村信用合作社玲珑分社，趁其他工作人员不备之机，窃取了储户“郭某忠”、“张某祥”的个人存款信息资料，并换了两本“一本通”存折，把两个储户的存款转移到了新办的两个存折上，并加盖了玲珑分社的公章。

后李某军携带伪造的户名为“郭某忠”、“张某祥”的“一本通”存折，先后窜至青州市城区信用社营业厅、城里分社、车站分社等，共计提取人民币849，000元。李某军驾驶用该款购买的北京现代“伊兰特”轿车于同年11月30日逃跑至湖北省郧县时发生车祸，“伊兰特”轿车及人民币662，530元被郧县公安机关扣押。同年12月1日，被告人李某军电话委托其叔叔李某仲向青州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裁判结果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李某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储户银行存单并使用，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裁判理由

被告人李某军窃取他人的存款信息资料并据此换折的行为，虽然体现出一定的秘密性，即是在利用工作便利趁其他工作人员不备之机偷偷进行的，但该行为只是为非法占有存款创造了条件，并不等于实际占有了相应的财产，也就是说，该行为只是为了下一步实施非法提取存款做了准备，但尚未对存款造成实际侵害。从理论上讲，刑法评价一种行为的性质，区分此罪与彼罪，评价的根据是直接侵害法益的行为而非其他作为预备或条件的行为。

在既有窃取行为又有诈骗行为的情况下，是构成诈骗类犯罪还是构成盗窃罪，主要看的是行为人实现对财产侵害的关键行为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是窃取行为，就以盗窃罪论处，如果是诈骗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的，就应当以诈骗类犯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直接造成财产法益侵害的行为是被告人李某军利用伪造的存折支取他人存款的行为，该行为是通过信用社的付款行为实现的，对于存款的交付，信用社一方是有明确认识的，只是信用社的这种认识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误认为存折是合法有效的存折，李某军是合法的取款人，而这正是被告人李某军使用伪造的存折，冒充真实存款人取款骗术的结果。可见，在被告人李某军非法取得财产的过程中并无秘密窃取的特征，其使用伪造的存折提款的行为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诱使信用社陷入认识错误并“自愿”交付存款的诈骗行为，完全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行为特征。

金融凭证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因此，是否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使用伪造、变造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钱款的行为，还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李某军取款得手后，将部分诈骗所得用于购买轿车供个人使用，并携带剩余赃款出逃，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已经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储户的存折虽经被告人李某军伪造并被提取了存款，但原存折仍是合法有效的存折，储户凭其存折当然能够依法向信用社主张提款的权利，而信用社在储户到期提款时也必须无条件向其支付存款本息。因此，本案中实际上遭受财产损失的是信用社而不是储户，信用社才是本案的被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