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1.对《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应当予以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结合财物与犯罪的关联程度、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民事权利等因素，综合衡量财物价值与犯罪情节的相当性作出认定。

2.“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应是与犯罪有经常性或密切性联系，对犯罪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的财物；没收的财物应为本人所有且予以没收对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会构成损害；应坚持相当性原则衡量拟没收财物的价值是否与犯罪的危害性相当。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郗菲菲，男，1988年12月28日出生。2015年9月22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2016年4月22日刑满释放。2017年1月6日因本案被逮捕。

被告人李超，男，1989年6月7日出生。2017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蒋超超，又名蒋钊，男，1986年2月23日出生。2017年1月6日被逮捕。

被告人林恺，男，1989年12月5日出生。2017年1月6日被逮捕。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犯盗窃罪，向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郗菲菲、李超、蒋超超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被告人林恺除辩解其未参与检察机关指控的第一宗盗窃外，对其余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0日17时许，经预谋，被告人林恺驾驶陕A8xxxx轿车载被告人郗菲菲、李超前往西安市长安区下北良村忆青春网吧伺机盗窃手机。郗菲菲、李超进入网吧，林恺驾车在外接应。李超在网吧内望风，郗菲菲使用铁丝制成的钩状工具盗走被害人郭某放置于电脑桌上的苹果7PLUS手机1部，三人驾车逃离现场。后三人又于11月14日21时许、22日17时许，采取上述相同方式先后在西安市雁塔区青松路尚 MISS网咖、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树林网吧，分别盗窃被害人张某、被害人雷某放置于电脑桌上的苹果6S、OPPO R9手机各1部。以上手机价值共计9041元。

2016年11月18日17时许、20时许、25日19时许、29日17时许，经预谋，被告人蒋超超驾驶其所有的陕AZxxxx轿车载被告人郗菲菲、李超先后前往西安市灞桥区西航花园社区冒险岛网咖、西安市未央区新房村本都网吧、西安市高陵区大时代网吧、华阴市现代商城自由空间网吧伺机盗窃手机。郗菲菲、李超进入网吧，蒋超超驾车在外接应。李超在网吧内望风，郗菲菲趁被害人不备或使用铁丝制成的钩状工具分别盗窃被害人余某、宋某、任某、孟某放置在电脑桌上的苹果6S、OPPO R9、VIVO X7PLUS、OPPO R9PLUS手机各1部，价值共计12097元。

以上手机销赃后所得赃款由上述被告人分赃后挥霍。综上，被告人郗菲菲、李超参与盗窃7次，价值21138元；被告人蒋超超参与盗窃4次，价值12097元；被告人林恺参与盗窃3次，价值9041元。

二、裁判结果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多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郗菲菲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林恺参与第一宗盗窃，有郗菲菲、李超的供词，其在公安机关也予以供认，故对其相关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各被告人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人郗菲菲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被告人李超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蒋超超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千元；被告人林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2．责令被告人郗菲菲、李超、林恺、蒋超超退赔被害人郭某等人经济损失。

3．对被告人郗菲菲、李超、林恺、蒋超超的非法所得继续追缴。

4．涉案车辆陕x轿车、陕AZxxxx轿车依法予以没收，由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A8局上缴国库；作案工具铁丝钩两根、手套一个，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蒋超超、林恺不服，提起上诉，认为一审将其贷款购买的车辆予以没收不当，并提交了车辆贷款购买合同等证据材料。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蒋超超、林恺及原审被告人郗菲菲、李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结伙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但蒋超超、林恺名下车辆不应作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物品予以没收，蒋超超、林恺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唯判决没收陕A8xxxx、陕AZxxxx轿车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1．维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6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

2．撤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7）陕0116刑初296号刑事判决书第四项，即涉案车辆陕A8xxxx、陕AZxxxx轿车依法予以没收，由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予以执行，上缴国库；作案工具铁丝钩两根、手套一个，予以没收。

3．作案工具铁丝钩两根、手套一个，予以没收。

三、主要问题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如何认定？

四、裁判理由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但对于何谓“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认识分歧，尤其是对于非直接或非专门用于犯罪的财物、设定了他人民事权利的财物等如何认定、处理尚不统一。具体到本案，对于被告人蒋超超、林恺在盗窃犯罪实施过程中驾驶的陕A8xxxx、陕陕AZxxxxx轿车是否应认定为《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继而判决予以没收，在本案一、二审审理中形成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蒋超超、林恺在盗窃犯罪中分别驾驶陕A8陕AZxxxx轿车多次载被告人郗菲菲、李超到网吧实施盗窃，并在盗窃完成后作为逃离工具，应认定为“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蒋超超、林恺在盗窃犯罪中驾驶的陕A8xxxx、陕AZxxxx轿车虽然起到了载人到达和逃离犯罪现场的工具作用，但该车之上设定有其他合法抵押权，且该车并非蒋超超、林恺为盗窃犯罪而购买，根据二被告人的罪行，如果对其车辆予以没收，和第一、第二被告人相比会产生明显惩罚失衡。

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对《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应当予以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结合财物与犯罪的关联程度、是否损害他人合法民事权利等因素，综合衡量财物价值与犯罪情节的相当性作出认定。

（一）“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应是与犯罪有经常性或密切性联系，对犯罪实施具有重要作用的财物

对于“供犯罪所用”的理解认识，按照文义解释方法，即为犯罪而使用的财物。从广义范围而言，所有在犯罪预备、犯罪实行过程中使用的与犯罪有联系的财物都包含在上述范围。照此逻辑，犯罪中被告人实际使用的与犯罪没有必然联系的生活必需品或日常用品，如穿着的衣服、鞋袜也都属于“供犯罪所用”，如果予以没收，显然有违常情常理，会引发法律评价与社会经验的冲突问题。按照法律解释方法理论，在文义解释出现问题时，就需要采用文理解释方法，从立法本意和法律精神去把握条文的内涵和外延。《刑法》之所以规定将“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予以没收，主要目的是特殊预防、剥夺被告人再犯能力，当然实际上也会产生一定惩罚效果。基于对没收“供犯罪所用的财物”这一行为目的、性质的分析，因而在认定“供犯罪所用的财物”时主要应从财物与犯罪的关联性方面去把握，需要考量财物对于犯罪的作用大小、联系紧密程度等因素。对于专门用于犯罪的财物应认定为“供犯罪所用”没有争议。对于非专门用于犯罪的财物，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判断：

第一，财物与犯罪应该存在直接或者密切联系。所谓直接联系就是该财物对犯罪行为或结果的发生起到决定或者直接作用，或者说该财物是实施或者完成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或重要条件，比如在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轿车，就与犯罪有着直接联系；所谓密切联系，即财物和犯罪存在经常性的联系，财物经常用于犯罪，反复使用。

第二，被告人有将财物用于犯罪的主观认识。《刑法》第六十四条虽未限定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必须发生在故意犯罪中，但从文义解释来看，“供犯罪所用”是被告人在主观上对财物用于犯罪有明确的认识，继而积极主动地在犯罪中使用该财物。由于过失犯罪中，被告人对犯罪实施缺乏主动性，对犯罪目的实现也没有积极追求，对于财物在犯罪中的使用缺乏主动性和明确认识，故所涉财物不属于应当没收的情形。

本案中，被告人蒋超超、林恺的轿车的主要用途为家庭生活和工作，没有连续性或者长期性用于实施盗窃犯罪，故不属于专门用于犯罪的财物。同时，该轿车只是交通工具，并非盗窃犯罪实施的必要条件或者重要条件，故不应认定为“供犯罪所用”。

（二）没收的财物应为本人所有且予以没收对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不会构成损害

按照文义解释，“本人财物”就是指被告人进行犯罪活动所使用的属于其本人所有的财物。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财产流转日益频繁，权利主体多元化，权利内容呈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一个财物可能同时存在叠加的多项权利。因此，在作出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判决时，仅审查被告人本人是否对该财物具有所有权尚不全面。对“本人财物”的认定，不仅要对被告人是否具有所有权进行审查，还应注意予以没收是否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利。

本案中，被告人蒋超超、林恺的轿车涉及夫妻财产共有关系和银行的抵押权，如果刑事判决不顾上述情况简单予以没收，割裂了刑民关系，必然侵害合法民事权利，有损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三）应坚持相当性原则衡量拟没收财物的价值是否与犯罪的危害性相当

对“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予以没收，虽然不属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罚种类，但并不能否定其所具有的惩罚性效果。因此，在认定是否属于应当没收的“供犯罪所用的财物”时，应坚持相当性原则，根据罪刑相一致的基本原则进行衡量，如果拟没收的财物价值明显超过犯罪危害性质和危害程度所对应的应受惩罚程度，说明没收会与社会基本认知和普遍价值判断产生冲突，反向证明没收的不合理。

具体到本案，被告人蒋超超、林恺盗窃犯罪数额分别为9000余元和1万余元，判处的刑罚分别为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一年，并处罚金分别为9000元、8000元，如对价值数倍于犯罪数额和罚金标准的轿车予以没收，实际上变相加重了对蒋超超、林恺的惩罚，与比其二人罪行更为严重的其他被告人相比，会出现刑罚失衡问题。

因此，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中的没收轿车部分进行了改判，决定对被告人蒋超超、林恺的轿车不予没收，是正确、合理的。

（本案为最高人民法院第1302号指导案例：郗菲菲、李超、蒋超超、林恺盗窃案）